【摘     要】2023年中国的新闻传播史研究坚持历史底色，反映学科本色，突出中国特色。古代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强调史料考证，重视跨学科视角。近代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调用理论资源，透视近代中国新闻传播事业，深描近代中国社会变革历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传播史研究结合现下新闻传播学相关热点议题，进一步扩展研究深度与广度。外国新闻传播史研究主要聚焦无产阶级办报实践的梳理与总结。本年度，中国共产党新闻传播史研究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为推动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提供历史镜鉴。

【作者简介】曾林浩，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邓绍根，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9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新中国70年新闻传播史”（项目批准号：19ZDA320）的阶段性成果。

2023年是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之年。作为哲学社会科学支撑学科之一的新闻传播学在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过程中，不断拓展学术视野、开辟研究领域，优化学科体系，构建话语体系，回应时代之问。

聚焦于本年度中国的新闻传播史研究，以历史分期、研究对象为划分界限，学界主要深耕于古代中国新闻传播史、近代中国新闻传播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传播史、外国新闻传播史和中国共产党新闻传播史。特别是，本年度中国共产党新闻传播史领域重史料、强逻辑、讲方法，在对外宣传和党报理论方面研究成果频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传播史研究将视角转向互联网时代，议题范围得到进一步扩充。

2023年的古代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在对史料进行挖掘的基础上，更加重视跨学科视角。有研究者从史料中解读古代中国的新闻传播史。袁爱中、卢春宇通过挖掘清代满汉文档案史料、报刊史料发现，康熙末年邸报上出现筹藏内容、雍正二年邸报到达西藏的确凿证据，且在西藏实现了相对连续、稳定的发行与传播。王皓然、谢清果认为古代中国的地图生产、流通和运用始终与政治资源的流动密切相关，这也是导致其在传播活动中表现出鲜明区别于西方制图学的“具身”特点。魏海岩等人通过对边报传播现象的分析，发现宋代媒介发达程度与传播开放度、自由度之间存在非同步性。

在古代政治传播研究中，有研究者讨论了水舟观念史，认为“二十四史”中所有关于载舟覆舟的政治隐喻，其本质是中国古代民心观念的概念隐喻。刘晓伟则关注到唐代进奏院状报背后的政治信息博弈问题，指出皇权与藩镇在进奏院状报的政治信息博弈中形成的信息权力机制，正是二者微妙共生格局的一种具体体现。展龙将明代舆论置于一代时势的宏大视阈下，借助政治空间、舆论话题、舆论政策、文化场域、思想根源等舆论要素，深刻阐析明代舆论生态的多元生成逻辑和复杂现实依据。

近代中国新闻传播史是学界长期深耕的重点领域。得益于近年来新史料、新方法、新视角的不断深入，研究者尝试调用理论资源，透视近代中国新闻传播事业，深描近代中国社会的变革历程。

(一)史海钩沉：社会史视野下近代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

有研究者对报刊的社会功能及影响进行了反思。余玉、吴琴在报刊实践语境中辩证考察近代报刊“耳目”与“喉舌”功能的关系，探寻其独特演进轨迹和在不同历史时期畸轻畸重的现实表征。王雅鹃将《上海新报》视为伦敦“嵌入”上海的代言者，认为其代表了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利益，是19世纪英美西方国家对外殖民扩张和文化渗透的一部分。常庆、周昌探讨了清末民初报刊的影响力，从传统理论框架之外的角度，从更为现实的世界出发来解释国人观念的变化、对报刊报人的接受和报刊影响力的建构过程。

部分研究者从知识社会学视角对近代中国报业中涌现的一系列新名词、新概念进行考证。薛毅帆将“television-电视”的翻译命名史视作一次以翻译为外在表征的自主知识再造活动，体现出近代国人在知识引入中的文化主体性。胡锐颖指出“报人”一词的在地化诠释，知识界长期存在着广狭之义与名实之争，其背后隐藏着更深层次的新闻职业、新闻道德和新闻教育问题。除此之外，相关讨论还涉及“报业托拉斯”“报阀”等概念。

亦有研究者将近代中国的读报行为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加以讨论。蒋建国分别探究了十年内战时期的阅报组织与公共读报活动，以及民国时期的剪报活动。发现公共阅读场所与社会教育的有机结合，使报刊“介入”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民众通过识字、读报，与外部世界建立了广泛的联系。而民国时期兴起的剪报活动，不仅体现出个体的兴味，更是一项技术、一种事业、一种社会现象。

中国新闻传播史中的“经典事件”同样是研究热点。詹佳如重新对1905年的《申报》改版进行解读，认为改版所透露出的是城市报纸从报人、组织机构到信息搜集、组织和呈现模式全方面的变化，背后则是报纸所在的城市环境的变化。倪延年通过梳理《澳门新闻纸》的译报活动并在后世中国近代官报留下不同“印记”的发展历程，提出了“中国近代官报起源于《澳门新闻纸》”的基本观点。王敏基于早期《苏报》被禁售案，探究了晚清时期上海的中文报纸管理制度。蔡斐在《1903：上海苏报案与清末司法转型》一书中运用跨学科视野，立体考察苏报案，提出了“司法是一种变量之和”，揭示出该事件所蕴含的法律、政治、社会、历史意义。余沐芩、宋素红则挖掘出维新思想地方化实践中的“时差”，认为探讨维新运动的地方实践并非关注新式观念接收的效果,而是发现在沿海通商口岸之外维新思想被多元理解的可能性。“开埠五十周年纪念日”庆典是上海近代城市历史上一个重要事件，李美慧通过全面梳理这一庆典的筹划、举办、报刊报道的过程来揭示该事件的复杂肌理、社会结构之间相互交缠的关系以及报刊在其中的角色。

(二)理论解读：媒介史视域下近代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

近年来，近代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呈现出一种“媒介偏向”，研究者纷纷将报刊、电话、电报等传播载体视作社会变革中的一股媒介力量，进一步拓宽了历史研究的理论视野。

有研究者引入媒介地理学的相关概念，重新理解不同传播载体中的媒介属性。金庚星通过研究发现：基础设施意义上的电话与城市的接合可被视为一系列技术中介的都市社会空间实践，这些社会空间实践体现为“操奇计赢之枢纽”的动态生成。朱至刚以“县”为尺度，在图景层面复原收音机在近代中国基层的分布，认为这种“新”媒介的使用成本是影响近代中国广播基层分布的关键因素。蒋建国则指出由于国统区、抗日根据地和沦陷区有着不同的政治导向和报刊政策，抗战时期报刊的地理分割非常明显。

“网络”作为理解报刊媒介功能的一个重要视角，在本年度继续得到学界的关注。刘洋、王润泽对清季海外政治报刊《清议报》发行网络研究后发现，该报既对清季留日学生报刊之流通发挥了先导作用，又对保皇、革命两派机关报之发行产生了重要影响。郭恩强、高雁认为20世纪30年代中国城市大众的阅读既受制于其物质条件、识字能力，也与此时多样化的媒介形态及其互动网络有关。

“空间”是探究媒介功能的重要场域。杨军、马娟以福州路出版业集聚现象为考察对象，对近代上海出版职业群体的空间生产进行了探析。叶俊、王苑奇以“驱逐棚户”报道为例，发现由近代上海小报构建的一个另类公共领域。胡正强、孟宪震将近代教会医院作为新型的知识空间媒介，开启了西方医学卫生观念在华传播的新局面，在重构中国传统医学卫生观念的同时，有效地推动了国人的思想启蒙。

多种形式的媒介实践同样是研究者关注的重点。彭志翔认为在教育、动员和组织工人的过程中，报刊扮演了非常关键的“中介”角色，它连接了多重的组织和力量，搭建起一个交织的网络，构成了工人运动深入社会肌理的“毛细血管”。程河清考察了清末新式官报在地方政府实践中的角色变迁。

（三）竞合博弈：近代中国新闻传播史中的舆论研究

以报刊视角观察近代中国舆论场是此类研究的旨趣之一。詹佳如梳理了《申报》报道杨月楼案方式的变化，指出该报介入社会言论场，影响了杨月楼案如今所呈现的面貌。徐进探讨了北伐前夕广州的政治生态，提出民初以来政坛大行其道的纵横术，与报刊舆论共同构成了政治谣言生产的后台机制。黎藜以1905年广州反美拒约运动为考察对象，认为新型报刊建构了一个新的广州社会空间与舆论空间，新知识群体为拒约事件的参与者与舆论的引领者。

在近代中国舆论场中的报刊或报人自身亦是舆论的制造者。张文涛就探讨了1930 年代《大公报》如何看待蒋介石国民党政权的法西斯化，调适自身的自由主义立场，进而引领社会舆论。张仲民借助新史料，重构了刘师培和章太炎两人通过媒体进行自我展示与互动的有关细节和具体语境，发现二者皆重视报刊的力量，善于利用舆论发声和自我展示。民国时期的政府发言人同样是舆论场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周芳、夏琼就认为政府发言人是陈述的主体，也是政治关系中权力话语的象征。

（四）物的延展：近代中国新闻传播史中的技术视角

随着“西学东渐”不断深入，各种新式科学技术被引入近代中国的新闻传播事业之中。有研究者基于技术史观重新解读该时期画报、电报、摄影等一系列器物之于报刊和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

陈阳以近代报刊中涉及显微镜的图文报道为例，指出科学图像不是诠释学意义上的能指，而是处于技术与艺术、符号与现实、文化与自然之间的“文化技艺”。邱晶晨则讨论了民国《科学画报》的知识传播，探讨社会不同阶层对科学理解的变化过程，揭示图像传播在科学知识建构中的地位。摄影技术进入中国后，同样为民国的报业发展带来了机遇。洪丹阳认为影写版画报在帮助新闻摄影奠定合法性地位的同时，运用照相蒙太奇手法形成独特的新闻呈现风格，并成为兼具报人与艺术家身份的编辑主体进行新闻视觉性更新的常规操作。李秀云、韩洪影在史料考证后发现从1926年到1937年，共有31家照相馆为新记《大公报》提供新闻照片，照相馆深度参与了报馆的新闻生产，体现了双方新闻观念的认同。

部分学者围绕由无线电技术催生的通讯制度展开讨论。李子归梳理了路透社早期在华活动的历史，认为国际电报新闻发布制度演变背后的法律条件和逐利本质，对中国近代新闻业和中国社会产生深远影响。郑泽民从行在与京师之间的互动关系着手，梳理了“庚子西狩”期间以电报为中心的行在通讯机制的演变。

（五）以小见大：近代中国新闻传播史中的人物研究

张建斌厘清了时任两江总督端方与上海报业的关系，并从中窥探晚清政府嵌入媒介、治理舆论、拓展政治空间的努力与成效。胡锐颖从汪英宾的教育经历、职业生涯、学理演变、广告人角色互动与冲突等角度进行探析，梳理其新闻职业观的养成、流变与实践过程，探窥近现代新闻职业化的发展轨迹。胡箫白、张金牛展示了晚清外交官曾纪泽“对话外洋”的尝试，提炼其对欧洲舆论的运用，深描晚清外交事业的艰难探索历程。李晓荣以黄远生为中心，考察其在政党派系、交通技术、报业竞争等的互动网络中，如何产生一整套关于通信的规则、实践和关系。此外，卢作孚、《清议报》早期东文译者、晚清“笔受”译员等人物或群体同样受到关注。

对历史人物或群体的解读可以从薪资收入、报刊推广等侧面展开。郭恩强重建新闻检查机构及其人员日常办公的物质环境、生活消费水准和面临的诸种困境，勾勒出该群体经济性、生活化、远离抽象文辞世界的日常画面。张德民认为晚清官员饬令购阅维新报刊的特殊景象，折射出国人办报背后的政治动力，亦是理解报刊助推维新运动的重要环节。

（六）超越地方：近代中国新闻传播史中的跨国交往

随着近年来域外史料的不断涌现，早期在华外人与外报成为这一时段研究的核心议题。王雪驹分别以东亚同文会和汉口乐善堂为例，深入探讨日本早期在华新闻活动。前者的报人来源、创办经历、地域扩散、版图流布与日本对华战略的紧密配合关系，并展现出报人的能动性及其与多方力量的协作配合。后者作为日本在华首个正式情报据点，在开展对华情报调查活动过程中，凸显近代日本间谍与日本在华新闻活动密切联系。俞凡、郝小书则从全局视角出发，对近代日本报人对华情报活动发展脉络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从社会心理学和文化人类学两方面分析这种现象的思想根源。

除上述研究外，魏舒歌以1920年代英、日、美三国在上海、京津等地争夺英文报刊和信息渠道控制权的过程为中心，探讨列强在对华事务上竞争国际话语权的现象，揭示出报纸背后资本和利益集团彼此的跨国性渗透和资源流动。而日本在伪满时期对伪满记者统制的过程与手段同样受到关注。

本年度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传播史研究在延续传统史学议题的基础上，结合现下新闻学、传播学相关热点话题，从历史角度加以论述，扩展了研究的深度与广度。

部分研究者从国家视角出发，对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各项新闻传播事业进行论述。钱婕、郑保卫探讨了1950年代末“全党办报”热潮，认为这一时期最大的变化是体制设计进一步向地方下沉，强化省级及以下各级党委对党报的领导，并建立起以各级党委通讯组为核心的集体通讯队伍。朱清河、尤成基于复刊后的上海《解放日报》，考察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党报城市政治动员功能的实践逻辑。孙维对20世纪初上海工人读报小组进行史料梳理，发现上海地方报刊《劳动报》为培养读报员发挥了重要作用，重塑全新的城市工人阅读习惯和生活方式，影响了后来的工人书面语写作，让报纸成功介入工厂生产，渗透到工人的情感生活中。赵战花、魏芸指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通过制度顶层设计，迅速确立“国家在场”在新闻志书编纂中的全面主导地位。周蔚华、张艳彬指出新中国成立初期图书出版管理体制的建构，为推动人民出版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对当代中国图书出版管理体制产生了深远影响。刘勇在著作《范式共生与交融 中国新闻文体的当代演进（1949-2019）》中引入“文体范式”概念来表征不同性质的新闻文体形态、实践与理念，以“范式”的变迁与互动来检视当代中国新闻文体史，透视新闻文体形构的内生逻辑及新闻观念的嬗变。

互联网的出现给新闻传播事业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具体至本研究领域，基于新兴网络技术延展开的各类政策、现象成为研究议题的新增长点。随着媒体融合迈向第十年，有研究者开始就该政策的出台与实践逻辑展开历史维度的论述。曾培伦、朱春阳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出发，考察了2014年这一制度变迁“关键节点”背后技术、市场与政治三重逻辑的转换，以及三者如何在政治沟通维度实现了汇流。方兴东等人从基础设施视角重新书写中国互联网30年的历史变迁，重新思考运营商的定位与使命。林爱珺、莫继严从中国信息化发展的历史中寻找答案，并以此研究中国“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发展路径和时代意义。吴世文等人则以名人理论为视角，借助微观史研究的方法，聚焦普通人的网络成名之路及其历史演变，阐释网络名声的累积、流通与变现。

本年度外国新闻传播史研究主要聚焦于无产阶级办报实践的梳理与总结，英美俄日等国新闻传播史料的整理与分析。

2023年《传媒观察》开设“马新观经典论著深化研究”专栏，陆续刊登陈力丹教授及其研究团队的8篇论文，内容涉及对经典文献的深度理解，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理论探索和对早期无产阶级报刊的史料考证。在《新莱茵报》的研究中，陈力丹、荣雪燕以《新莱茵报》头版头条广告为研究对象，考察报纸经营过程中所遇到的诸多现实性问题及马克思的经营对策，进一步深化马克思广告思想的研究。

在无产级阶办报实践方面，孙曌闻展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应用电报技术和电讯形式的思考和实践，以期为当今新闻业如何对待和融合新兴媒介技术提供启发。葛再波等人则对列宁国家垄断广告设想的缘起、形成过程、颁布法令以及实施效果等进行全面梳理，对国家垄断广告业务的设想进行反思，进而对列宁苏俄时期的广告思想进行研究。

在俄国新闻传播史研究中，王目坤从背景、发展特征以及影响等方面，探讨19世纪60至80年代俄国报刊的大众化现象。贾乐蓉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出发，对苏维埃政权初期报刊体制的形成进行了考察。

在英美等国的新闻传播史研究中，有研究者侧重于传播思想史的论证。丹娜·巴吾尔江、苏婧通过补全20世纪初美国传播研究史前史，对“批判的宣传分析”诞生的背景、发展的脉络及其与美式主流传播研究的勾连进行梳理与再叙述，试图回答宣传远离传播学的原因并进行反思。刘海龙、秦艺丹重返默顿本人的传播经验研究实践，并将其中层理论的提出放置于彼时美国的知识语境中，发现其提出的中层理论充满诸多模糊性。展宁、常悠悠从概念史的视角出发，对传播学领域的“行政研究”模式进行学科反思。王刚通过学术史的爬梳，揭示被主流知识生产体系所忽视的非洲学者有关发展传播的理论思考，以及非洲国家在发展传播中的实际行动。

此外，马晓驰从《朝日画报》正刊与摄影理念的渊源出发，探讨该刊以何种视觉叙事方法着重表现不同场景，进而揭示形象、空间与战争话语之间的关联。洪朝辉、董存发挖掘了美国地方媒体对梅兰芳1930年访美的报道，为中美民间外交侧重地方媒体、草根社区和普通民众提供启示。有研究者从政治史视角出发，以美国新闻处、英国新闻部为中心探讨了不同时期英美的对华宣传。

在书籍出版方面，由黄晓新、刘建华主编的“国际传媒前沿研究报告译丛”正式发行，丛书着重译介西方发达国家最新传媒发展态势的前沿研究报告，为中国传媒业提供切实可行的参照和抓手。由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发行的芭比·泽利泽（Barbie Zelizer）所著《为了忘却的记忆：镜头下的纳粹大屠杀记忆》一书，以德国纳粹集中营中的照片为研究对象，展示了它们如何成为日后纳粹大屠杀集体记忆的基础，又如何影响了人们对当代社会中其他暴行的呈现和感知。

随着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不断深入，围绕中国共产党新闻传播事业展开史学研究逐渐成为一门显学，也是2023年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的一个亮点。本年度研究成果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为指导，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核心，从历史角度总结和梳理，启迪当下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整体上看，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人物报刊、党报理论和宣传实践三个方面，全年共发表相关议题论文77篇，发文数量较上一年有显著提升，体现出该研究领域的朝气与活力。

（一）铭记历史：人物报刊的再审视

本年度，学界继续保持了对历史人物、党报党刊的关注，通过梳理相关史料，重新审视了人物报刊在创立党的新闻传播事业、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推动中国革命等一系列时代命题中的价值与地位。

在历史人物研究方面，2023年时值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新闻与传播研究》《新闻春秋》等期刊分别增设专栏，组织多篇论文集中讨论毛泽东新闻思想。郑权、郑保卫依据毛泽东革命一生中报刊活动的实践经历，总结概括了他在不同历史时期新闻思想形成与发展的过程，论述了毛泽东新闻思想形成发展的当代启示。邓绍根、戴少凡梳理了毛泽东在建党前后参与新闻教育的各项活动，认为正是他学新闻干新闻开展新闻教育，使他成为一位“学以致用”的中国早期新闻教育实践的尝试者。钟沈军、王浩着重探讨了毛泽东关于战略传播的实践及启示，认为其深谙战略谋划、军事韬略和宣传传播之精妙，并能将三者有机融汇贯通并加以巧妙运用，形成了战略传播的丰富实践。季为民、贾浩伟则全面系统地回顾了毛泽东新闻思想，认为新时代的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应把握好新闻与政治的关系，发扬实事求是的新闻传统，走好群众新闻路线，始终坚持独立自主与中国化。此外，朱晓凯、蒋冰倩探究了毛泽东与外国记者交往的历程，耿显家分析了毛泽东与延安《解放日报》原子弹报道的变化，艾红红、薛春燕考察了毛泽东与《晋绥日报》编辑人员谈话的契机、动因和指向。总体上看，学界对于毛泽东新闻思想的研究，在充分论证现有史实的基础上，为新时代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发展之路提供了历史镜鉴。

部分研究者将视角转至既往研究中较少涉及的历史人物。徐彩华、赵嘏从翻译选材、翻译策略和翻译特点等方面分析梳理了杨匏安在五四时期、建党初期和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三个阶段的译作，并提出了杨匏安译介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两大贡献。张勇锋、师鸿莉通过对新闻史上的经典案例“西行纪谈”进行分析后发现，陶铸组织的粤西调研和“西行纪谈”写作，明确将报纸纳入党委的重大决策议程之中，把报纸作为一种“既灵活，又方便”的组织和领导工作的重要工具，使报纸成为党委的一种重要工作方式。王咏梅、王素华以担任山东抗日根据地多家报纸主编的宫达非为例，认为其撰写的《大众化编辑工作》一书阐明了大众化编辑方法的理论基础、实质和具体的写稿、编辑原则，成为当时根据地（解放区）报纸学习的榜样。丁丽琼、邓绍根借助书刊等媒介资料，回归近代中国的历史场景，结合中国共产党诞生发展的历史进程，从多主体、多面向出发，分阶段系统梳理和考察恩格斯在近代中国的记忆变迁。

在党报党刊研究方面，部分研究注重对史料的收集与考证。高华梓在学界现有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共产党》月刊的筹办时间与影响、功能定位、底稿溯源等问题，整体梳理了刊物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社会主义思想史、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所呈现的重要价值。梁德学、彭艳萍以《向导》为例，认为共产国际不仅直接推动了刊物的创办，还对其编辑事务、政治立场等予以具体指导，更对其出版经费进行系统性长期资助，是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共产国际深度影响中共宣传工作的一个缩影。黄雅兰系统考证了广州早期党组织创办的《劳动与妇女》刊物，认为该刊继承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有关性别平等和妇女解放的讨论，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党组织系统探讨妇女问题的起点。纸荒问题、办报资金同样是此类研究关注的重点。陈康、齐辉就认为抗战时期，由于纸张输入受限、自产不足，陕甘宁边区报业饱受纸荒之苦。围绕纸张供需的矛盾，中国共产党在争取外来纸输入、大力发展本地造纸业的同时，适时调整边区报刊数量，强化党报在边区报业结构中的中心地位。商建辉、关楚瑜则对中国共产党建党前后办报资金的来源进行分析，发现中国共产党建党前后办报资金的来源主要有共产主义者的自我支持、中国共产党的自筹资金和共产国际的经费援助，其中以共产国际的经费援助为主。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党报党刊所经历的从报、刊未分到报、刊分野，从以刊为主到以报为主的转变过程同样被研究者所关注。

《新华日报》《解放日报》《晋绥日报》《解放》周刊等刊物成为本年度党报党刊研究中关注的焦点。《传媒观察》杂志开设“新华日报报史研究”专栏，研究涉及报社在抗战时期香港地区的发行传播、难胞救济报道、周年纪念报道等议题。王宁、双传学认为该报针对读者开展的调查研究工作，其目的是将更多基层民众纳入中国共产党的宣传网络中，使得动员效果得以彰显，“群众办报”由此成型。张炳旭考察了该报在抗战时期发行网络的建构历程，认为报社出色的发行工作保证了其在国统区的长期存续，为报纸传递抗战声音、凝聚革命宣传力量、渲染舆论报国思想提供了重要支撑。在涉《解放日报》的研究中，王天根提出改版前后的《解放日报》资讯呈现可谓延安政治运动及日常生活的一面镜子，从中可见党风、学风和文风建设情况；延安时期报社的办报定位及时代特色体现了政治家办报的远见及格局。周仁清以改版前的《解放日报》为对象，发现典型报道在该报改版前即已渐露端倪。吴锋、杨晓萍以《晋绥日报》为对象，从报纸发行组织、经营、网络和读报推广等多重视角，分析党报如何在物资匮乏、文化落后的地区让群众“订得到”“拿得快”“读得懂”。王凤青考察了《解放》周刊与中国共产党舆论动员之间的关系，认为刊物努力把实现全面抗战的主张转化成社会主流话语，为推动形成全面抗战的局面构建了有利的舆论环境。何薇所著《〈群众〉周刊在香港 》一书对该刊解放战争期间在香港开展的统战宣传活动作出了全面的总结和评价。

（二）旧知新探：党报理论的再阐述

有研究者从历史维度出发，以史论结合的方式对党报理论中的经典概念、核心论述进行长时段、周期性地考察。朱清河基于《向导》和《解放日报》的文本、史料与新闻活动，溯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管媒体”的实践面向。胡雪莲、秦利国从百年党史的视角出发，发现建设“全媒体传播体系”的当代要求，可以溯源至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全党办报”宣传理念和工作体系，是对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全党办报”实践的继承与创新。吴自力选择以政治学范式和哲学范式为观察视角，聚焦中共城市报人的三次办报调适。陈龙将中共1921年至1949年期间的办报模式总结为上海模式、瑞金模式、重庆模式和延安模式，认为其办报模式并非在“城市办报”与“农村办报”的两极之间做简单的振荡运动，而是“通过几个阶段更复杂的循环而导致的进步”，最终向“完全的党报”方向前进。李海波重新考证了“全党办报”这一中国特色新闻学关键概念的提出与早期运用情形，指出该概念表述在1944年《本报创刊一千期》发表前的半年间，已经成为《解放日报》的一个常用语汇，同时在陕甘宁边区党政系统中广为流行。

延安时期是中共确立党报理论的关键历史节点，本年度学界继续围绕这一时段开展相关研究。周仁清运用党报规范概念，对延安时期以《解放日报》为代表的党报进行研究，提出两类基本规范：他律与自律。樊亚平借助《西行漫记》管窥延安时期党的“大宣传”系统，并从形式、特点与样貌等方面加以描述和解读。陈佳怡、张涛甫则认为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遵循的是一种朝向“人民”的阐释脉络，采用“同一性”逻辑，从个人活生生的经验中凝结出客观世界的意义网络，用普遍的、整体性的经验联接差异化的媒介、主体，为组织、动员和教育群众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文化力量。1943年9月1日，陆定一在《解放日报》发表了《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一文，是党报理论走向体系化的重要标志。马宇涵、郝雨在该文发表八十周年之际重温当年语境，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理论话语体系，探寻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党报的关键理论及成功经验与时代创新的连接点。

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党的各项政治会议同样是此类研究关注的议题。李斌、季为民对《新莱茵报》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史进行考证，认为当时各种理论和现实的原因，加之主观和客观的因素，导致其在传播中出现偏差，影响到马克思及马克思学说面向的完整性。杨欣在对李大钊所著《给新闻界开一个新纪元》一文分析后发现，该文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阐述了新闻工作中的一些基本理论与实践问题，为党的新闻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石。邓绍根和李欢围绕中共六大、二十大和八七会议，分别讨论历次党的政治会议召开前后新闻传播事业的工作调整与经验启示。林绪武梳理和分析了《解放日报》对中共七大的报道内容和形式，认为报道活动开创了党报对党代会报道之先河。

（三）呼应时代：宣传实践的再思考

本年度，“对外宣传（国际传播）”成为宣传实践研究的重点。有学者从整体视角出发，对党的对外宣传实践进行梳理，并为当下的国际传播事业提供“镜鉴”。刘小燕、李静将中国共产党百年对外传播政策整体归纳为“抗争-保守/激进-开放-融合”的变迁路径，其既是中共因应时代环境变化做出的“被动式”应对，又内嵌着中共意识形态变迁下对外传播工作指导思想的主动调整。梁德学、马凌探讨了中国共产党对外英语广播的早期实践及成效，并发现在正式接触不充分、不顺畅甚至不存在的情况下，英语广播成为这一时期中共开展对美“外交”的一种特殊而不失有效的手段。作为一种特殊的外宣形式，影像外宣开始被学界所关注。夏羿就认为中共早期影像宣传历程，发现外宣不仅是发端、而且是不断被强化的关键性因素。此实践路径最终被落实为制度，构成了宣传工作的一项重要特征。

在局部视角思考党的早期外宣工作方面。田秋生、罗琼对夏衍的《蜗楼随笔》进行个案考察，发掘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在港的舆论斗争策略。高金萍、李庆豪以1941年中央宣传部创办的第一份外文期刊《中国通讯》为例，追溯了党的对外传播工作专业化、规模化的起步。

多位学者选择以延安时期中共与外国记者的交往为例进行探讨。涂凌波、张天放系统考察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外国记者的交往活动，研究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如何建立对外交往工作机制，如何有效开展对外（国际）传播工作、影响国内外舆论。吴锋、贾思怡则将延安时期外国来延记者群的发展历程可分为初步试探期、全面探索期、持续跟进期和深化拓展期四个阶段，呈现出“个体破冰引领、多领域协同跟进、多组团持续深入、名记者持续跟踪”的演进规律。

中共在宣传实践中所掌握的各类宣传工具、动员制度同样是本年度的研究焦点。

在宣传工具方面，庞慧敏关注到山西抗日根据地木刻版画将人物的行动和事件组织起来，形成有情节的故事，构成意义世界的表达，完成叙事，实现故事的讲述者、文本与解读者间的互动交流。张慧瑜以解放战争时期晋冀鲁豫根据地出现的“门板报”为例，呈现这种在战争状态中形成的基层媒介与战争动员、文化宣传之间的关系。刘晓伟、高雁认为壁报是中国共产党突破基层工农群众宣传屏障的一种宣传工具，是改造基层政治空间的重要手段，是党的政治权力深入社会细微之处的重要方式。余玉、黄茹月以中央苏区时期的墙报为例，考察其作为苏区群众喜闻乐见的一种传播媒介，是如何在特定时空下发挥特殊的“党的机关报”作用，并成为“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特殊实践方式。

在动员制度方面，陈信凌等人探讨了中央苏区建立起的军地紧密联系制度，其中军地通过定期或不定期的书信进行交流，在战时情感动员与精神激励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读报”作为革命年代中共特有的动员制度，同样被研究者关注。郭小良、张楠对延安时期读报组的群众性实践进行考察，认为读报组作为特殊历史时期型构的特定信息文化传播组织，在中国共产党宣传史和群众工作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价值。彭志翔从情感视角对根据地农民读报行为进行探索，阐释党报与读报革新的情感面向，探索群众动员、社会协商的情感政治。

在史学理论探索方面，《青年记者》开设专栏“面向实践的新闻史研究”。多位学者基于“实践”的视角，围绕新闻实践史的实现路径和理论意涵、新闻实践史“从经验到理论再到经验”的有机研究的探索、新闻史研究中的“史料批判”的操作、新闻史研究的“媒介实践”进路的构建，以“媒介考古学”为代表的新闻史研究新范式的应用等角度进行分析探讨，为中国的新闻传播史研究在选题、方法、理论、目标等方面提供新视角、新思考。

再者，本年度中国的新闻传播史研究在史料收集与整理方面亦有突破。书籍出版方面，《〈大公报〉全史（1902-1949）》《梁启超新闻学文集》《张光新闻生涯》《英雄记者杜鹏程》《由画入史：第二次鸦片战争世界书报刊图叙》《中国互联网新闻发展史》等相继发行。操瑞青依托美国国会图书馆、葡萄牙东波塔档案馆等处所藏的40份《督抚宪辕报》原件，以嘉庆至同治年间相关中英文史料互为参照，对清代广东地区辕门报的诸项史实进行考订补论。钦佩依据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馆藏《中国作家》第一期、第二期原刊，对该刊的创办背景、具体内容，在国外的影响等问题作出初步考察与分析。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2023年中国的新闻传播史研究坚持历史底色，反映学科本色，突出中国特色。全年共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4项、重点项目5项、一般项目31项、青年项目17项、西部项目5项、后期资助项目5项，并在优秀博士论文出版项目中取得突破，共收获2项。此外，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一般项目1项，青年项目6项。除新闻传播学外，这些项目分布于马列·科社、党史·党建、中国历史、中国文学、外国文学、语言学、体育学、宗教学等多个领域，跨学科交叉的态势进一步凸显。

（责任编辑：武家璇）

原文刊载于《新闻春秋》202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