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的收官之年和“十五五”规划的蓄势之年，也是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构建全媒体传播体系、推进新闻宣传和网络舆论一体化管理、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的关键一年。截至2025年12月26日，以中国人民大学中文学术资源发现平台为本文数据库，通过检索“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特色新闻学”“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习近平文化思想”“新时代新闻舆论工作”等主题词，人工剔除重复项和无关项后，共计获得相关学术论文285篇。这一年，新闻传播学期刊一方面立足时代发展之问，设置专栏和特稿，集中、系统地推进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典型代表如《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新闻记者》《传媒观察》《新闻春秋》等常设“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专栏，《新闻大学》《中国出版》《新闻传播学刊》设置了“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专栏。另一方面，“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新闻宣传与网络舆论一体化管理”等年度热点议题也被纳入期刊专栏，以引导学者重点关注。2025年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主要围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经典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视野下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与实践研究以及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三个方面钩深致远，在辨义、承继和循进的基础上探源、开拓和创新，彰显了领域内研究者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武装头脑、指导工作、推动发展的历史担当与创新品格，以及积极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精神。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当代中国新闻事业的主导观念，也是广受社会各界关注且具有显著标志性的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概念。2025年，学界致力于从理论脉络中厘清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核心内涵和范围边界，从历史源头里明确其生成路径和发展轨迹，以正本清源、强化共识。

概念内涵模糊不清，甚至错讹不断，影响着学界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的基础性共识。邓绍根（2025）以概念史研究视角考察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从新名词到关键词的形成过程，明晰了其在时代变迁中的发展和深化，并对相关表述如“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进行了辨析，将其研究范围划定为包括马克思、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涵盖列宁继承发展的列宁主义新闻理论，以及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丰富发展形成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也有学者创新方法路径，引入大语言模型分析工具。徐剑和李硕硕（2025）采用“文献挖掘－专家评议－实证检验”三阶段开发流程，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分解为党性原则、人民中心、新闻规律和正确舆论4个核心维度，以及13个可测量子维度，推动了这一概念研究的新技术路径的发展。

重返原点，一些研究者深掘一手史料，查补原始文献，聚焦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等革命导师的办报实践与新闻思想。陈力丹及其团队的研究最具代表性，他们重回《德意志意识形态》《〈科隆日报〉第179号的社论》《新莱茵报》等经典文本，考证了“交往（Verkehr）”概念，全面分析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哲学观点，还原了《新莱茵报》的编辑运作过程和马克思作为主编的多重角色（陈力丹，张月，2025；陈力丹，杜渐，2025；李斌，陈力丹，2025）。这些研究论据翔实，考证严谨，对于历史维度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起着知识层面和研究层面的双重标杆价值。此外，孙芳和季为民（2025）考察了新闻“交通”到“新闻世界”观念的语义变迁，为探索新闻与人的关系演变历程并建构其文化意涵构建提供了反思路径；张岩和李瑛琦（2025）针对当下研究中对马克思物质交往媒介关照的不足，重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等原典，探讨了马克思机器思想中超越媒介自主论，从物质基础和技术条件以及调节社会关系的尺度层面建构的媒介意涵；荣雪燕（2025）基于《新莱茵报》发行期间读者与马克思、恩格斯及编辑部的原始德语来往文献，重新考察了马克思主义政党报刊群众路线的源头；张嘉楠（2025）通过《新莱茵报》中的“奴隶”隐喻，探索了于“实事”中“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新闻实践；葛在波和荣雪燕（2025）基于对恩格斯接受美国《密苏里共和主义者报》采访案例的分析，梳理了马克思对新闻采访中当事双方权利和义务、记者职业规范和新闻真实原则等实践问题的基本立场。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2025年出版了一批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等革命导师的研究文献和专著：中央编译出版社的《〈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集〉中外文稀有版本文献》收录了1862至1874年马克思致顾格尔曼医生的58封信（马克思，恩格斯，2025）。达维德·梁赞诺夫（David Borisovich Ryazanov）（2025）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收录了1852至1862年间马克思、恩格斯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人民报》（英文版）以及《新奥得报》上发表的文章和书信。宁悦（2025）的《从马克思到列宁》聚焦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治理思想，阐释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意识形态治理思想与实践。谷少杰（2025）的《列宁社会主义文化思想研究》聚焦列宁社会主义文化思想，梳理了其从萌芽到完善的演进历程，同时阐释其民族文化、思想道德建设、教育科技发展和知识分子理论等议题。

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新闻理论与实践经验，同时不断将其同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革命、建设与发展历程中促使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不断丰富发展。近年来，学界强调要深入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考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落地与传播、实践与创新。2025年，研究者在承继马克思主义在华传播研究的同时，也在对中国共产党宣传实践的研究中开拓创新。一方面，研究从重大历史节点出发，研究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深化与践行路径。另一方面，将研究议题拓展至相关制度政策、话语文本以及教育实践等议题。

（一）马克思主义在华传播

马克思主义于20世纪20年代前后传入中国，其新闻观也成为知识分子学习、思考和讨论中国问题的重要思想维度。曾银慧主编（2025）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人物辞典》收录了1899年至1927年7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原始著述中出现的与马克思主义传播相关人物。其中涉及的作者、译者及相关人物共1952位，是国内首部聚焦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人物的工具书。专著方面，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和西安交通大学（2025）合著的《马克思主义在陕西的传播》、刘先春主编（2025）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专题研究》代表了学界对该议题探索的集中性、系统性趋势。论文方面，申倩华和孙楠（2025）以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北京大学日刊》为研究对象，从精神文明建设角度考察了知识分子以新式报刊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实践。杨欣（2025）以李大钊1918年至1927年期间的讲演为基础，考察了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问题相结合的过程中，李大钊作为中国共产党人对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生动实践。他通过分层传播策略，采用学术话语、工友账本、市井曲艺等不同方式，推动了传播方式的本土化。

丁丽琼（2025）从知识维度考察了“列宁主义”概念在华早期传播的历程，揭示了传播过程中存在的媒介偏向、权力关系乃至偶然因素，进而指出应深入审视这一过程中概念选用和转移背后的知识构成，以及列宁主义转向实践过程中的意义争夺。

在抗战救亡的浪潮中，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在中国的传播达到一个新的高峰。针对国民党严苛的出版审查要求，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以建设专业化的出版机构、构建细密的图书发行网络和精准疏通著作传播堵点等措施，促进了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出版、发行和流通（张运君，于佩岐，2025）。在根据地，周静、史献芝（2025）发现新四军在敌后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充分结合了地理位置、政治生态和战争环境等要素，并针对性地调整传播内容、传播主体、构建特色传播载体，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积累了科学经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坚持传播马克思主义，并将其新闻观作为指导思想引领着新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创新。蔡梦迪（2025）从《人民日报》对马克思的报道切入，考察了1949年至2024年间马克思生活形象的媒介书写进程，并进一步从历史逻辑、呈现内容和价值取向等方面讨论了马克思主义在华传播的文化意涵，以及中国共产党党报党刊建构马克思形象的实践路径。

（二）中国共产党新闻宣传的理论与实践

2025年是遵义会议召开90周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学界以相关纪念研究回顾历史、认识当下，试图深入挖掘历史经验，并促使其烛照新时代新征程。黄一兵（2025）提出，遵义会议开创了中国共产党独立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其深刻启示包括要形成坚强成熟的集体领导，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起来，坚定不移维护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战略方针框架。王炳林和孙美琦（2025）关注陈云对遵义会议召开和宣传的重要贡献，认为陈云远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相关情况，为获得国际认同和对外树立中国共产党的良好形象作出了重要贡献。张旭东（2025）认为，遵义会议精神在红军指导员中的传达与宣介是完成从上到下转折的关键，他考察了中央层面、部队内部对会议精神的学习贯彻，认为红军指导员在会议精神的学习与传达中使遵义会议精神在全党全军中获得广泛认同与共鸣，解决了革命队伍此前的迷茫和困惑。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中国人民以铮铮铁骨战强敌、以血肉之躯筑长城，取得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习近平，2025年9月4日）中国新闻传播事业是党的宣传思想舆论阵地，邓绍根、崔思雨（2025）结合翔实史料提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新闻传播事业一面壮大自身，一面凸显舆论引导作用，是中国共产党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有力号角。俞凡和石尚上（2025）以新闻宣传政策服务于党的中心工作为核心逻辑，通过“承前”“启后”的双重维度与“三边四方”的关系框架，勾勒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新闻宣传政策的演进脉络，及其与党的建设、政权建立、军事行动和经济建设等工作间的复杂互动。同时，有学者聚焦抗战时期的媒介实践。王仕勇和王昭东（2025）考察了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大宣传”实践中的媒介使用，发现了“媒介即组织”的独特媒介观；朱清河和时潇锐（2025）关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扫盲动员，发现了技术动员中“提供方便”与“利益之满足”的实践逻辑。也有学者关注中国共产党地方的新闻宣传体系。向芬（2025）以党内交通切入，考察晋察冀根据地中人、信息、物的传递和沟通；田永官和张跃（2025）发现中国共产党在浙东抗日根据地构建了一个以党报为核心、军报为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和统战等组织发行的报刊为重要补充，集造纸、印刷、出版于一体的新闻报刊出版发行体系。延安时期的新闻宣传实践是学界的另一个重要关注点。朱鸿召（2025）认为延安《解放日报》改版所确立的党报人民立场、人民性价值取向、全党办报思想和同向同行专副刊目标，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党报基本原则，也是“中国式新闻观”的发端。也有学者以文化领导权、媒介记忆、文本转译等新理论视角，尝试发掘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和出版发行事业这一传统选题的创新研究视野（李婷，孙江，2025；马宇涵，2025；张姣，曹轲，2025）。

领导人新闻宣传论述、党的新闻制度与政策以及媒介文本与话语实践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历史与实践研究的三个新方向。文新良、曹西贝（2025）认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对新闻真实性原则、党报阶级属性和相对自由观的建构，以及对近代报人实践智慧的转化与依靠党和群众办报的实践规范确立，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初步探索的理论特质。毛泽东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拓者，杜意娜（2025）梳理了他一生情系新闻报道事业的表现，高金萍（2025）阐释了他关于国际传播思想的核心要义及其当代价值。龙鸿祥等（2025）通过对《红色中华》报改革的实践考察发现，其新闻改革的动力既来自政党政治权力的更迭，也源于报道倾向的变化，并最终体现为对“群众办报、全党办报”理念的贯彻。唐娟、方振武（2025）聚焦党报委员会，梳理了中国共产党早期党报制度的形成与演变历程，强调了党报集中管理体系与党的一元化领导原则之间的适应性。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报刊的发行、阅读和通讯推动报刊改造和运行。郑雅、刘晓伟（2025）认为开放化、集中化运作网络促使党报成为“集体的组织者”，实现了其组织和领导作用。韩立新等（2025）将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宣传工作分为四个阶段，探索了其“整体性”历史特点。夏琪、陈力丹（2025）关注《人民日报》的“宣传工作”专刊，发现这些集中、系统且有组织的理论研究文本体现了新闻工作的实践、理论和群众路线的密切结合。

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共产党的新闻教育思想与实践是近些年学界的重要研究热点之一。张继木（2025）以中原大学新闻系为中心，考察了解放战争时期新闻教育偏离马克思主义的原因与纠正策略。李兴博（2025）通过考察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成立初期对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探索实践，发现其通过教材编写、教学研究与学术争鸣确立了学科发展的正确方向。此外，有学者通过关注穆青、安岗两位新闻教育家探索其对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新闻教育实践的指导与影响。刘宪阁与李贝贝（2025）认为穆青“勿忘人民”的精神构成了郑州大学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的核心特色，周航屹（2025）基于一手史料挖掘了新中国第一代教育家安岗的新闻思想，为研究中国共产党新型正规新闻教育提供新思路。同时，值得关注的是周航屹（2026）的专著《安岗新闻思想研究》整理了大量一手史料，从实践历程、主体内容和价值意蕴三个方面对新中国第一代新闻知识分子安岗的新闻思想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历史化考察。

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十五五”规划蓄势之年。作为开放的、与时俱进的理论体系，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这一关键时期也迎来创新发展：一是持续关注和深化习近平文化思想及习近平关于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论述；二是持续推进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从概念、实践和方法等维度进行更深刻的探索；三是加强学科对“中国之问”的回答，以构建全媒体传播体系、推进新闻宣传和网络舆论一体化管理、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为抓手，全面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持续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贡献学科智慧；四是，继续对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理论、实践与研究创新的关注，整合有效案例、系统挖掘经验、推进研践互促。

（一）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论述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最新发展，研究者在阐释理论的基础上尝试进一步结合时代关切，用理论指导当前新闻工作中的实践问题。郑保卫、朱清河等学者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研究具有代表性，他们从理论来源、形成条件、历史逻辑、精髓内涵、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等方面，对其进行了系统阐释（郑保卫，郑权，2025；朱清河，谭佩，2025）。杨文亮、王一丹（2025）关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国际传播，从文化定位、价值导向、叙事编织和实践进路四个方面阐释其基本议题。王仕勇、汪洋（2025）认为习近平文化思想有力批驳了西方文明观中的错误观点，实现了对西方文明观的超越，阐释了人类文明的价值遵循、秩序规范、形态创新以及坚守中华文明主体立场的文明观。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论述广受学者关注。2025年7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出版发行，收录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日至2024年12月20日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部分篇目为首次公开（习近平，2025）。本年度的相关研究形成了两条鲜明的研究路径：第一，部分学者进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最新论述与历史经验的融汇处，挖掘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创新发展的历史逻辑与实践要求。如叶俊、张译文（2025）通过实地考察和访谈，基于习近平个人从政生涯重新阐释了其新闻观、宣传观与舆论观的发展历程；张冬平、黄瑚（2025）将“大宣传”理念置于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的百年新闻事业发展中，从形式、主体、空间和实践四个维度解读其基本内涵；翟万祥、虞文俊（2025）分阶段论述了“大宣传”从格局到理念的发展历程，指出这一概念诞生于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传播路径。第二，部分学者着眼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当下的创新发展。基于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新闻舆论工作重要论述，双传学、赵赟（2025）提出当下传播格局和舆论环境中“媒介的意识形态化”和“意识形态的媒介化”相互影响；靖鸣（2025）创新地阐释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舆论监督思想的发展，关注其与“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推行政府权力清单制度”“自我革命”等重大命题与理论的关系。

（二）积极建构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

概念是知识体系的基本单元。从中国新闻实践，特别是党和国家对新闻舆论工作的实际要求出发，总结概括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标识概念，是当前学界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也是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持续深化的体现。杨保军、宋健林（2025）论述了新闻舆论、党媒和媒体融合三大标识性概念，同时通过一系列主题论文阐明了当代中国新闻学的学术自主性、学科交叉性、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统一以及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统一等特性。

理论体系是概念的有机集合和逻辑图谱。系统性著作方面，杨保军（2025）的《中国新闻学基础理论研究》在阐释“新闻是什么”的基础上，从新闻活动、新闻主体、新闻本体、新闻事实、新闻精神、新闻道德、新闻观念、新闻真实、新闻价值和新闻规律等十个方面，建构起新闻基础理论的整体框架。郑保卫（2025）的《郑保卫文集（第一卷）：中国特色新闻理论与实践研究》收录了他关于中国特色新闻理论与实践研究和新闻学学科建设方面的论文，涵盖“基础理论”“实践探索”“学科建设”“新闻教育”“新闻伦理”“新闻法制”“舆论监督”等专题。这些著作兼具历史纵深、理论阐释和现代关怀，展现了新闻传播学科“立足中国土，请教马克思”的正确研究态度，引导着本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正确方向。专题论文方面，王润泽、孙帆（2025）以“两个结合”阐明了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内在要求，即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扎根中国具体实际、扎根中华历史文化。刘冉冉、王润泽（2025）深入现代新闻学科自主建构的理论路径，指出中国新闻学绝非简单复制中国新闻学，其承继本土文化、借鉴西方方法进行自主学科建构的过程，反映了中国知识体系整体独特的现代转型路径。另有学者从方法论角度集中关注中国新闻传播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行动方略。高晓虹（2025）认为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需要回答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因此在建构中要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指导、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根本遵循，把握好理论与实践、专业与融合、教学与治学、守正与创新的关系，厘清知识的源与流、体与用、变与常。郭建斌（2025）从民族志传播研究入手，从田野的具体所指、独立提问、发现“破绽”、形成独特的理论表达等方面展开讨论，启示了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从田野到理论”的可能路径。

（三）学理化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

构建全媒体传播体系、推进新闻宣传和网络舆论一体化管理、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新闻传播学界和业界共同提出的发展要求。围绕这三个议题，学者开展了多维探索，大大推动了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性实践进程。

对于构建全媒体传播体系而言，学界最为关注的是“主流媒体的系统性变革”。《新闻与传播研究》《全球传媒学刊》《现代出版》《新闻与写作》《新闻界》等十多个学术期刊均设置“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专栏”，在其引导下，学者对该议题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三条清晰的路径，并在彼此间进行对话交流：

第一，探索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要义内涵。李彪、陈智睿（2025）认为，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是具备战略流、政策流、问题流和主体流四个层次的应然概念，是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在进入新阶段后的整体谋划，事关舆论主导权、媒体融合纵深发展等问题；王斌、路文廷（2025）从“认知力”角度提出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需要提升四方面认知，实现从“信息传播中介”转型为“认知基础设施”；耿晓梦、喻国明（2025）对比了党的十八大前后媒体变革的路径，认为当下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要以深化角色担当为基础、以重构发展范式为关键、以创新体制机制为保障。此外，双传学、曾祥敏、黄楚新、常江、吕铠等学者也对该议题保持持续关注（蔡雯，伊俊铭，2025；常江，王鸿坤，2025；廖慧等，2025；吕铠，李康跃，2025；双传学，2025；曾祥敏，刘思琦，2025）。

第二，研究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行动策略。“新一轮的系统性变革既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局部变革，也不是隔靴搔痒的浅层次修补，需要在一些关键点上有所突破，从而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主流媒体建设路径。”（胡正荣，2025a）涂凌波、杨靖毅（2025）认为主流媒体的破局关键在于通过内部生态再造、社会生态位变革以及内容生态位变革，推动主流媒体与各类主体共同营造健康、良性的新闻生态；也有学者关注到了主流媒体变革的“系统性”要求。郭全中等（2025）从变革目标、新稀缺资源获取、可行路径和配套措施勾勒了具体实施框架，朱鸿军与王涛（2025）从系统论视角提出要以互联网生产传播系统为参照，实现系统要素及要素之间关系的重构。

第三，应对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挑战。蔡雯、汪惠怡（2025）认为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面临着微观层面处理“舆论四力”，中观层面协调媒体间、行政扶持与市场竞争力间关系，宏观层面处理媒介治理与治理媒介间关系的三层挑战；常江、王鸿坤（2025）列出了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议题清单，张雪魁（2025）围绕“如何活下去”这一问题，从十年媒体融合实践中提出多数主流媒体的发展困境在于缺乏稳定成熟的自我造血模式。

“新闻宣传和网络舆论一体化管理”研究方面，有学者从新闻宣传与网络舆论一体化的学理支持、实践路径和实践创新等方面进行了探讨，为意识形态领域两者的深度融合和新闻工作的协调统筹提供了发展思路（丁柏铨，2025；楚明钦，喻国明，2025；郝雨，曹雨佳，2025）。值得关注的是，《青年记者》开展了同名专栏，其中陆洪磊、赵晋乙（2025）从历史逻辑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将新闻宣传与群众理论相结合的宝贵经验。陶天野、虞鑫（2025）关注“一体化管理”，认为其实践指向以服务党和人民为根本、以媒介技术变革为动能、以自主知识生产为引领，要求在新闻宣传舆论工作的不同层次、不同领域协同发力。

“国际传播”研究逐步深化，尤其表现为在具体的方法路径研究基础上开启了理论和知识体系层面的探讨。胡正荣（2025b）在对比经典国际传播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中国的国际传播具有本土化发展特色，其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必须重申实践的引领意义，形成后发国家现代化国际传播新范式。赵月枝等（2025）则关注媒体报道的话语研究，通过全球六大洲16国主流媒体对中国春节报道的内容分析与话语分析，指出了“淡色中国”传播策略的局限性。程曼丽（2025）关注中国共产党不同阶段的国际传播理念，探讨其从对外宣传到对外传播、国际传播、战略传播的战略调整。

（四）深化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创新实践也是学者们的关切议题。程丽红（2025）探索了“中国新闻传播大讲堂”教学模式，认为其亮点是在理论教育与实践教学并重的理念下，强调一线媒体人的实践展演与故事叙述，内容本身构成了极具价值的教学案例资源。李海燕（2025）从各高校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的课程思政实践、多元媒体实践和社会活动实践出发，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创新路径进行了探讨。张博（2025）从实践育人和情境教学视角出发展开研究，提出理论溯源情境、实践观摩情境和社会实践情境三类情境和靶向问题、知识锚点与情感体验三个核心要素，及其协同形成的“问题牵引－认知深化－情感驱动”作用机制，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情境教学提供了参考路径。

专著方面，陈龙、张梦晗（2025）主编的《马新观引领下的新闻传播创新人才培养实践》论述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新时代的发展、AI技术在新闻传播创新人才培养实践中的应用、交叉学科与新闻传播教育的融合、新闻传播创新人才培养的课程体系构建等内容。此外，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局（2025）的《2025年“新春走基层”优秀新闻作品集》总结了中央和地方新闻单位、全国性行业类媒体刊播的优秀新闻作品，是业界践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推动新闻战线持续转作风、改文风的生动呈现。许海（2025）的《新闻何学》分“新闻理论篇”“新闻评论篇”“新闻实践篇”收录了《“资本积累”与转型社会中的媒介功能》《中央电视台奥运报道频道运营的经验和启示》《公众愿望很明确不意外》等文章，均成为当下各新闻单位、新闻院校开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的参考资料。

尤其亮眼的是各高校以省域或邻近地域为单位共同发起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联盟”。2018年，教育部、中共中央宣传部共同发布了《关于提高高校新闻传播人才培养能力实施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2.0的意见》，突出强调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统领地位，要求各院校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通过强化价值引领、深化课程改革、加强师资建设、创新教育模式、健全协同机制，实现全方位落实。此后，国内各高校新闻传播院系不断提升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宣传教育能力，教育联盟正是实践探索与模式创新的集中体现。第一个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联盟成立于2019年，由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倡议。今年该类联盟蔚成风气，福建、海南、长三角地区、内蒙古、河北、广西、四川、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山东等地相继成立了9个高校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联盟。各联盟的成立公告和近期活动显示，当下该类联盟已成为汇聚区域内高校资源优势，深化校际合作，建设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协同发展、整体提升长效机制的重要组织，合力推动着高校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发展。

2025年共计有9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项目获批国家社科基金，其中重点项目1项，一般、青年、西部和后期资助项目共计8项。学术会议方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传媒大学等高校围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习近平文化思想”“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等主题举办了学术会议、研讨班以及教育研修活动。其中“人民共和国党报论坛”已举办第二十二届会议，今年的会议主题为“党报党刊系统性变革理论、实践与未来发展”，并出版了往届论坛基础上编纂的《人民共和国党报论坛》（中国传媒大学党报党刊研究中心，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25）。

还需特别关注的是，在国家教材委员会领导下，新闻传播学界先后修订再版了《新闻学概论》《新闻编辑》《中国新闻传播史》《新闻采访与写作》《广告学概论》等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同时，第一批新时代教育部马工程重点教材建设的编写也在持续推进中，计划编写《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论述摘编（新闻学分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理论》《广播电视与视听传播概论》《新闻传播伦理与法规》《舆论学》《融合新闻学》《网络与新媒体概论》《国际传播理论与实践》《全媒体新闻实务教程》《新媒介与社会发展》等10种教材，预期2026年完成。

综上所述，2025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贯通历史与当下，关照国内与国际，融合理论与实践，产出了一批优秀成果，编纂中的新教材也将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文化思想等党的创新理论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新的历史节点，我们期待领域内研究者立足中国、回应时代，锐意进取、持续创新，推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程中迈向新高度、实现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