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2022年中国的新闻传播史研究砥砺深耕，涌现出一大批史料扎实、议题广泛、视角新颖的高质量学术成果，同时各研究领域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中国共产党新闻传播史研究呈现跨学科趋势，晚清民国新闻传播史研究扎实推进，新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议题广泛，新闻传播思想史侧重古代研究，新闻传播专题史研究成果丰硕。

【作者简介】李兴博，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后；刘欣欣，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中国70年新闻传播史（1949-2017）”（项目编号：19ZDA320）阶段性成果和中国人民大学“双一流”建设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创新研究成果（项目号：MXG202104）。

2022年中国的新闻传播史研究砥砺深耕，在中国共产党新闻传播史、晚清民国新闻传播史、新中国新闻传播史、新闻传播思想史、新闻传播专题史等领域涌现出一大批史料扎实、议题广泛、视角新颖的高质量学术成果。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新闻传播史和晚清民国新闻传播史领域，研究者在既有基础上持续深耕，注重跨越多学科、挖掘新史料、开拓新视角，全方位展现出中国共产党和晚清民国新闻传播史研究的扎实与活力。

2022年中国共产党新闻传播史研究总体呈现出明显的跨学科趋势，马克思主义理论、历史学、中共党史党建、管理学等学科的研究者大量进入中国共产党新闻传播史研究领域，壮大该领域研究力量的同时，拓宽了研究的视野、方法、思路。2022年的中国共产党新闻传播史研究论文共计68篇，论文第一作者中，新闻传播学共45人，马克思主义理论共17人，历史学2人，中共党史党建、公共管理各1人，其他机构共2人；刊载的期刊中，有47篇发表在新闻传播学期刊，8篇发表在高校学报，6篇发表在综合社科期刊，4篇发表在历史学期刊，中共党史党建、中国文学、图书馆学期刊各1篇。具体而言，2022年的中国共产党新闻传播史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领域。

（一）百年变迁与重要历史节点

继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之际大量研究聚焦中国共产党百年新闻传播史的宏观变迁，2022年继续有研究者关注中国共产党百年新闻事业的历史变迁和重大新闻改革。许加彪等人从传播技术本体论的视角审视中国共产党百年新闻政策的变迁，提出其三种范式为：革命救国宣传鼓动范式（1921－1949）、内容－结构条块层级管理范式（1949－2000）和全域协同现代化治理范式（2001至今）武志勇、王嘉澍则将中国共产党百年新闻政策的变迁分为八个历史时段，提出政治导向性变迁是唯一的新闻政策变迁方式。袁鸣徽、李良荣认为中共百年历程中有四次重大的新闻改革，分别解决了党报与党组织的关系问题、党报与公众的关系问题、媒体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媒体与技术的关系问题。郑文锋、田森杰则提出中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新闻政策经历了初建、调整、完善和强化阶段。

对重要历史节点的研究中，倪延年以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多次全国代表大会为考察节点，论述中共如何适时调整新闻宣传话语体系，并将其演变过程归纳为“不忘初心”和“与时俱进”的辩证统一。邓绍根继续以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作为考察节点，研究中共五大、七大、八大前后新闻战线如何作相关报道，并根据会议精神调整新闻宣传工作重心。

（二）党报党刊及其发行工作

在延安《解放日报》改版80周年之际，多篇论文从不同角度共同呈现出《解放日报》改版在中国共产党新闻传播史上的重要意义。各类党报党刊中，《红色中华》《新中华报》《新华日报》依然是研究者重点关注的对象。此外，多篇论文聚焦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报刊书籍发行工作，呈现出党报党刊研究的多重面向。

1942年延安《解放日报》改版开启了中国共产党新闻宣传事业的新局面，在改版80周年之际，多位研究者试图突破以往新闻史对于《解放日报》改版的书写，从更加广阔的视野或新的理论下对其作出新的阐释。王强和李丹都从阅读史的视角考察《解放日报》改版工作。王强认为《解放日报》改版是对传者和读者的双重改造，对读者而言，改造体现在读报观念、方法上的集体性、组织性；李丹从读者范围、发行渠道、传受互动、集体阅读四个方面考察《解放日报》改版后与读者的关系。孙江认为《解放日报》改版中“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思想是对“马克思党报思想”的时代传承，确立了党报的党性、人民性、阶级性、斗争性。

林绪武以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为研究中心，讨论了《红色中华》如何在新闻实践中实现了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吕强、陶奕冰对《新中华报》380期上刊登的227幅漫画研究发现，这些漫画主要以“民族”“人民”“劳动”和“学习”为关键词建构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话语，起到促进抗战动员、提升民众文化水平和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效果。常云平、左婷指出《新华日报》不仅利用合法途径灵活斗争、维护自身权利，而且在内容和队伍上加强建设，较好地完成了中共中央赋予的政治任务。

对通信栏的研究近年来成为党报党刊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刘继忠、臣昕月对1921年至1949年间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的读者来信栏的研究发现，党报“读者来信”召唤、训育、凝聚先锋队成员的基本逻辑始终未变，其召唤对象经历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工农通讯员、游弋读者的演变。齐辉、陈康则以《向导》通信栏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栏目设置、撰稿人身份、稿件内容、讨论议题的研究，阐释《向导》通信栏在中共早期党报构建党性、人民性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此外，吕强、陶奕冰梳理发现1927年至1937年中央苏区共出版226种红色报刊，形成了党政军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共存的报刊发行体系。商建辉、董子尧指出，通过对列宁党报思想的传播与实践，中央苏区的党报不但实现了多重本土化办报成果，并探索出一条以农村为中心、因时应势的办报之路。

多位研究者关注中国共产党报刊书籍发行工作。杨涛对延安时期新华书店“书报下乡”活动的考察发现，该活动建立起的发行网络延伸到乡村基层社会，有效宣传了党的方针政策和先进文化。蒋建国提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重要报刊的发行和集体阅读工作，有效深入基层，充分发挥宣传鼓动和文化教育作用。吴锋、潘英杰研究发现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出版新闻传播类图书69部，这些图书构建了以新闻学为核心、以党的宣传为引领、以新闻事业和出版发行事业为支撑、以通讯选集为补充的新闻传播类图书出版体系。

（三）基层传播与社会动员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充分发挥报刊作为“集体组织者”的作用，并综合利用多种宣传方式（媒介），面向普通民众开展基层传播，实现了社会的有效动员。研究者或聚焦不同媒介的具体动员实践，或对中共的基层传播与社会动员作出宏观的学理化阐释。

邹阳阳从情感动员的角度对党报工农通讯员的新闻实践研究发现，工农通讯员充当着“基层联结者”的角色，具有进行情感动员的阶级基础和传递基础，在“认同”“归属”和“成就”的导向激发之下，工农通讯员群体与组织、与群众、与同志生发出多向情感流动。张慧瑜提出群众写作是共产党在战争年代开展群众教育和政治动员的重要媒介，作为基层传播的典型形态，群众写作运动完成了对群众、媒体、基层社会的三重改造，“从群众写作到发表、再到群众阅读的流程中，新闻媒体积极参与基层社会治理”。

韩晓芳提出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开展社会动员实践的过程中，宣传人员具备了对媒介性质、传播偏向的朴素认知，利用不同媒介的感知偏向，建构了书面和口头两大媒介体系，针对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不同的信息接受习惯，形成了相对应的媒介使用策略。张慧瑜认为《解放日报》改版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中国共产党的基层传播提供了理论支持，使得中国共产党在基层传播中完成了对传播内容（现代知识）、传播主体（知识分子）、传播媒介（都市化媒体）和传播受众（群众）的四重改造，进而实现了基层的群众动员。

（四）新史料、新发现、新视角

赵新利对日本有关中共抗战时期宣传工作档案的馆藏情况、代表性档案作了系统梳理和介绍，并指出这些档案在总结中共宣传工作历史经验和阐释中共宣传工作历史贡献方面具有较高学术价值。此外他研究发现抗战时期八路军普遍开展日语教育，利用喊话的方式对日军开展宣传，同时使用日军战俘对日喊话，取得了积极的宣传效果。

邓绍根、游丹怡对中俄通信社和华俄通信社的考证指出，两者并非同一机构，两社的稿件内容极为相似，但各有侧重；两社之间有密切的关系，中俄通信社的创办过程中可能得到了华俄通信社在稿源上的帮助。吴自力研究发现，从1937年至1947年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通过公开或隐蔽的方式“三线”办报，争取到中间立场的知识分子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认同，带动了城市精英阶层对中共的政治支持。蒋杰对新发现的《赤光》杂志第50、53、55期及杂志主编更替、杂志流传情况的研究进一步推进了《赤光》杂志研究的深入。

王润泽、王婉提出中共在全面抗战爆发后引领产生新型群众性抗战系列话语，通过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导向、知识分子的创作传播，群众成为各种文艺创作的主体和主题，群众语言成为各种文艺表现形式的“通用介质”。何国梅指出，1942年至1948年间晋察冀画报社的红色图像报刊系列，通过同一化、陌生化、隐喻化以及差异化的身体修辞，塑造了“仁慈的胜利者”等身体形象，在此影响下的报刊身体话语对新中国的报刊身体文化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张亚萌、王灿发总结1921至1949年间中共报刊新闻文体的发展共经历了四个阶段，同时发现文体的变革受到党的宣传政策调整与文体间互动的双重作用，呈现出与时代进程、革命实践以及对宣传规律认识相一致的特征。刘勇提出“宣传范式”经由多个历史时期逐渐形成两种报道模式：政论模式和信息模式；基于百年的党报实践，宣传范式逐步实现从“印证式方法”向“用事实说话”的方法转向。

多位研究者关注抗战时期中共对外宣传工作。沈荟、刘巧荣提出中共依托党内外跨国网络建立对外宣传网，将文化技能与情感维系转化为民族、政治认同的形成机制，在抗战海外动员中培养出大批的同盟者与支持者。周亚茹、朱旭旭提出，抗战时期中共的对美宣传策略根据需要经历多次转变，总体围绕“争取革命胜利”展开。

方提、尹韵公提出口号宣传的变化反映了党的政治路线变化，“打土豪，分田地”等一批宣传动员口号的出现，在实践上反映了共产党进入土地革命的历史新阶段；在理论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伟大开篇。

晚清民国新闻传播史作为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的核心领域，已产出大批优秀成果。近年来，研究者在挖掘新史料、打深井的基础上，重视跨学科的交流与合作，拓展研究视角、创新研究方法。晚清民国新闻传播史研究扎实推进的同时，依然保持充分活力。

（一）重要报刊研究

《新青年》成为2022年民国新闻史研究的热点话题，共产出14篇论文，研究者主要关注“五四”时期的《新青年》，在研究视角、内容、方法上各有章法。《河南大学学报》组织专题发表五篇文章，围绕《新青年》的编辑理念、编辑理路以及广告实务和栏目编辑等进行了专题讨论。《史学月刊》从《新青年》与《学衡》杂志的对峙与张力切入进行分析，发表两篇文章。张宝明从阅读史的视角审视了《新青年》的读者和编者之间的互动。朱文哲考察了《新青年》关于工人工作时间的讨论，杂志将八小时工作制的论述放在日常的经济和政治斗争的维度中，论述的整个过程也推动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的发展。

杜恺健从物质性媒介的视角来重新审视《申报》和《上海新报》的竞争，认为竞争中《申报》的获胜与《申报》在物质层面嵌入社会的程度有着密切的关系。钟桂松以茅盾主编的《小说月报》中开辟的“通信”栏目为例，分析在这双向互动中展现的五四新文学的立场。李爱勇、李文姬以《顺天时报》和天津《大公报》为中心，考察了民国义演的政治和社会意义，民国义演动员了社会民众参与、增强艺界社会共同体意识并且为报纸进行舆论意义的引导提供了机会。

（二）晚清官报和党派报刊研究

晚清官报研究中，丁捷考察了晚清官报中出现的社会调查的新文体，分析了其产生的背景和文本特征，社会调查的产生一定程度上校正了新闻之弊，并且还使得从西学引入的新式报刊更加呈现出中国特色。石希峤研究了清末督抚利用“官办商报”控制舆论的策略，策略一定程度上有效但并不能够扭转整体的舆论氛围。刘琼考察了晚清官报内容的变化，以官场人事变动信息的“官讯”为主转变为以有关清末新政的“时政信息”为主，内容的变化与背后政治体制的转变密切相关。

维新派报刊研究中，朱至刚的著作《人际交往与社会交往:戊戌时期的士林与维新报刊》以“士人”的办报身份切入，分析戊戌时期各个维新报馆群体产生、运作以及离合的过程。贾小叶指出，梁启超以《清议报》阐发近代国家思想，但《清议报》同时并存着保皇尊王与依靠国民两条紧张的独立路径，反映出《清议报》的过渡特征。喻频莲将《时报》的角色再认知放到鼎革之际的时代风云中进行考察，其角色既具有“士”的普遍文化意义，又具有从志士报刊到知识分子报刊过渡的特殊社会学样本意义。

王发达考察了革命派报刊《民报》中塑造的革命人物的“儒侠”形象，通过革命偶像塑造，《民报》舆论实践从由政治主导的精英话语时代，逐渐过渡到具有一定社会心理认同基础的公众话语时代。

国民党报刊研究方面，陈李龙从新闻文化史的视角对国民党改组派在沪机关报的津贴进行了考察，发现了津贴对报业市场和政党政治的推动作用。此外，吴景平从《新生》周刊事件出发考察了全面抗战爆发前国民党在涉日危机方面的应对，指出国民党对日妥协和让步的政策必然导致误国害民的恶果，国民党中央决策体制也无法正常运作。

（三）报刊与舆论研究

以2021年桑兵、黄旦等人在《史林》杂志开展“报刊与历史研究再思”笔谈为标志，新闻传播学中的新闻传播（报刊）史和历史学中的新闻（报刊）专题史如何开展跨学科的交流互鉴，成为学界热议的话题。报刊与舆论研究成为沟通两者的重要突破口。

王天根主编的《中国近代新闻传播流变史研究（1815—1949）》作为《中国新闻舆论史研究丛书》的第一卷，详细考察了中国新闻舆论传播的多重面向及其历史流变。该书按照新闻舆论的发展形态划分成五个时期，聚焦传播媒介与政治舆论间的互动，重视报刊“通中外”“达新知”等政治功能的阐述。

学术论文集中于从事件或人物出发探讨舆论建构过程。李浩考察了中法战争前夕曾纪泽的外交和舆论观，以“公开秘闻”为策略拉拢《泰晤士报》，开展了以舆论外交为特性的公共外交活动，为清政府在中法冲突中赢得了舆论支持。黄飞关注了中法战争期间《申报》的舆论导向，发现以马尾海战为转折点，《申报》的舆论导向从“拥战”转变为“主和”，并且对“清流”的态度经历了从推崇到批评的转变。陈美霞介绍了晚清舆论界对于“牡丹社事件”的讨论，发现身处大陆、香港、台湾的晚清知识分子对于台湾战略意义和少数民族治理有不同的态度。

程丽红、刘斌关注到戊戌政变之后的“流言”现象，指出报刊在清廷和新党的这场舆论战中扮演着流言散播推手的角色，不只要看到流言是一种社会现象，也应该要看到流言和现代媒介融合在一起产生的新力量。景坤、杨亮也关注了清末的谣言问题，从《申报》中记载的相关内容出发，发现清末谣言的类型有政治、社会民众以及文化等方面，政府应对的方式有出示告示、派兵严防、各部门相互督促合作、深入核查、派遣侦探等。

（四）新闻从业者及其群体研究

新闻从业者及其群体的研究侧重于从职业化的角度出发考察职业群体身份认同的建立。张伟和何听雨重新编辑整理了王定九的《报人外史》，记录了三十余位沪上小报报人的生平逸事，对近代新闻史的史料有所补充。王天根介绍了全面抗战前夕上海新闻界新生代记者群体对于共同体意识的探索，从沙龙到周刊的“记者座谈”体现了他们的职业和身份认同。赵建国介绍了南京国民政府初期上海记者群体通过建立上海新闻记者联合会重建职业共同体的努力，但由于国民党政权的干预，他们通往职业共同体的道路异常曲折。

也有学者对特定从业群体进行研究。刘钰潭从产生原因、特征以及意义等方面比较全面考察了民国时期的报童。祝帅从心态史的视角出发，探究了民国广告人群体赢得学界和社会认可的努力。

此外，倪延年从宏观视野梳理了历史上不同新闻人群体的社会环境和主要特征，并提出了古代早期“中国新闻人群体最早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观点。

（五）媒介与社会变迁研究

部分研究者对媒介如何在城市中扮演特定角色、嵌入城市生活中进行了探究。李暄集中考察了晚清民初的上海无线电广播技术的发展：晚清民初的上海对于早期无线电技术的各种想象、媒介器物层面对于广播的认知变化以及各个主体围绕无线电的媒介实践等提供了早期广播出现的历史语境框架，广播出现在了上海的文化场域之中，为后来引发的“城市无线电热”搭建了舞台。

荆蕙兰等人关注近代汉口报业的发展和城市空间的双向互动，这个互动的过程不仅使得汉口报业的发展呈现独特的特征，也推动了汉口城市的早期现代化进程。向莲君考察了成都《新新新闻》参与茶馆旧空间的改造的路径，指出近代报刊一方面为现代文明进入地方社会提供文本资源，另一方面也为传统文化提供了保留自身生命力的话语空间。

（六）报刊与女性研究

乔晓鹏探究了晚清民国时期中国女性阅读的秩序的重建，这个时期的女性阅读开始寻求女性自身的解放，女学、画报和读书会呈现出了女性阅读与政治、社会、文化场域中诸多因素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的面相。周怡靓认为，“报刊成为开启中国妇女解放运动进程的重要动力机制之一”，《万国公报》完成了中国女性“问题化”的过程，《时务报》进一步完成了改造女性的“合法化”的过程，随着讨论的深入，报刊中女性议题的呈现逐渐和国族建构的宏大议题联系起来，各种报刊以不同的方式参与了有关女性的公共言说，规定女性在公共话语领域的现身方式。曹晓华指出晚清民国时期对女性“卫生”科普叙述不仅规定了女性应用相关知识的场域，也参与构建了女性的社会和家庭角色。

（七）画报研究

王丽歌、刘奥林考察了近代中国儿童画报的发展，其发展经历了初创起步、蓬勃发展、挫折与磨难三个阶段，并指出儿童画报的重要价值在于其使得中华民族独有的文化特质在近代东西文明激烈碰撞的时代延续下来。章瑞考察民国时期画报广告如何参与地方感的塑造，比较分析上海的《良友》画报和天津的《北洋画报》用图像表征地方意象的方式，阐释了媒介生产与地方感塑造之间的勾连。刘宏晖、杨慧敏分析了中国近代画刊中图像新闻的发展和中国近代印刷技术发展之间的关系。

（八）跨国传媒史研究

跨国传媒史主张超越地方叙事和国族框架，注重考察媒体从业者、机构、信息、技术等跨越国界的交往与流动，近年来成为国外新闻史研究的新兴理论，并被国内研究者接纳、吸收。

迈克尔·A.克雷斯科的著作《广播入华史研究》由高国庆等人翻译出版，该著作依托中美的档案、报刊资料，描述了美国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将广播扩张到中国的历史，并得出结论：美国广播电台在中国遭遇的困难是因为其多个主导者将通信技术误认为社会变革的主要因素，做出的决定忽略了社会的复杂性，将其国际通信和全球媒体的观念建构在现有问题的未来愿景上。

骆世查将《北华捷报》的信息交换网络作为一个全球媒介发挥作用的个案进行考察，从这份报纸在具体历史场景中的诞生和发展切入，透过全球信息在不同媒介中的转引来考察这个网络的实际构成。赵广军考察了留苏群体关于《新青年》的阅读场域，认为这个群体对于《新青年》的阅读、接受以及批驳等多是从留苏所接受的“先进”理论进行审视，以此也可以去观察早期中共与苏联和共产国际之间的政治互动。

部分研究关注外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焦润明、杨殿林考察了《读卖新闻》对九一八事变的相关报道，分析日本的主流媒体在侵华战争中所发挥的作用。王川和智凌燕也关注了红军长征的相关报道，从英国报刊对于红军长征的报道切入进行分析，认为这些报道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在国际社会对中共和红军的理解上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除上述研究领域外，秦绍德主编的《日本情报中的近代中国报刊史料汇编》根据1909年至1937年间日本驻华外交机构的调查报告翻译、校勘而成，其中涉及的报刊、通讯社，最多的年份分别达五百多种、二百余家，调查的城市最多的年份近九十个。

有学者继续考察晚清民国时期的纸荒问题。虞文俊等人分析了伪满洲国的纸荒问题下报业的运作，指出纸荒问题深刻体现了伪满报业作为殖民政治附属品的特性。马勤勤以民初《眉语》杂志停刊的事件为中心，从纸荒背景重新审视通俗文学，揭示了经济对于文学的作用。

2022年的新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议题广泛，既有对新闻传播事业发展历史的深入考察，也有对新闻政策、新闻舆论思想的探究。但新中国新闻传播史学术成果数量相对较少，依然是一座有待挖掘的富矿。

龙伟的著作《成为人民报纸：新中国上海报业的历史变革（1949-1953）》以扎实的一手资料勾勒了以《解放日报》为核心的国营媒体网络体系的确立过程，描绘上海私营报业体系经过整合再造被纳入新的报业体系的历史脉络，进而观察政治权力在媒介领域的运作路径。

吴果中研究发现，20世纪50年代的《人民画报》想象性建构集体化和大规模建设的新图景，塑造了社会主义新人物、新事件、新世界视觉主题，在百废待兴的视觉环境和积极向上的社会主义视觉精神建构中表征“新中国”及中国性。黄伟迪等人对党报通讯员的研究发现，在党报通联机制的积极运行下，各单位投入到对媒介资源的竞争中，党报通讯员在多方行动者的互动实践中逐步完成了身份嵌入，这一媒介实践也为不同群体提供了生活机遇，创造出向上流动的社会空间。

周勇、李昊凯对人民广播事业八十年发展历史经验的总结表明：人民广播在掌握舆论主动权、提供信息服务、社会动员和基层社会治理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其经验对新时代新闻媒体履行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历史使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赵建国对新中国成立前夕《华商报》刊发的“新中国新闻政策”系列文章研究发现，其倡导“新闻事业国有化”与“记者的意识改造”，预示新闻政策即将迎来重大变革；表明中国共产党新闻策略与革命全局、统战政策存在密切互动，呈现出高度灵活性和政治智慧。李仕生等人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新闻政策的变革作了全面梳理，总结了相关经验和教训。

丁柏铨提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我国进入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闻舆论思想的重要背景，其发展表现在思想理论引领、党性人民性统一、媒体融合、国际传播、新闻舆论相关规律、新闻人才和队伍建设等方面。吴锋提出，党的十九大以来党中央从顶层设计的高度谋划新时代发行事业的发展思路，形成新时代报刊发行工作的总体方略、行动指南和路线图，初步建成智能媒体时代的报刊发行事业体系。

吴璟薇等人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中文打字机的媒介技术实践研究发现，中文打字机不仅改变了打字员的身体和媒介操作的关系，而且与其他技术物一同形成了单位的“内部出版”体系，构成有机互动的“媒介网络”。陈呈和何志武从地方主流媒体如何建构民国记忆的问题出发，再现2000年到2019年《南京日报》中关于民国记忆的“修复”和“想象”的两种叙事逻辑，指出这两种叙事模式的生成是国家、市场和文化等结构性理论的相互作用。

挖掘古代新闻传播实践、思想中的重要资源，为构建中国自主的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提供砖瓦，依然是古代新闻传播思想史的核心命题。胡百精的著作《共识与秩序：中国传播思想史》提出中国传播思想史的基源问题是传播与秩序的互构，具体指向的传播情境或领域的子题包括：言说与个体存在、礼制与社会交往、辩论与说服伦理、言路与政治认同、舆论与共识建构、公共性与公共生活等。该书试图借由重返基源问题，重申人学意识，重彰传统价值，以传播思想史书写为构建中国自主的传播学知识体系提供思想基底和意义之源。

在传播实践的研究中，刘晓伟考察了从汉代至元明清时期报纸形态的演化，并指出其演变受到皇权政治的影响，皇权与绅权、地方威权的政治信息博弈是古代报纸演化的关键所在。潘祥辉对先秦时期外交职官“行人”的研究发现，“行人”承担着上情下达、下情上达以及沟通诸侯等传播职能。“行人”是先秦朝聘活动的重要媒介，随着朝聘制度的演变，“行人”的名与实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西周“行人”还是王室的使官，到春秋时已成为使者的泛称，而至战国则变身为纵横家，其媒介角色、沟通职能和传播伦理都与之前迥异。

在传播思想的研究中，谢清果对中西方两个重要的政治思想“内圣外王”和“哲人王”的比较研究发现，“哲人王”是基于功能主义想象而设计出的一元化传播结构；“内圣外王”则是对中国原始氏族社会传统权威模式的创造性转化，不仅将政治寓于个体化的道德行动中，也通过道德知识的间性传播建构其理想化的政治场域。此外，他从媒介学的视角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门”文化，提出它既是一种作为器具的实体媒介，也是一种作为装置的关系媒介；从“门”文化的媒介运作逻辑中可以发现中国人巧借“门”的媒介功能来表达自己对日常社会交往和精神意义世界的独特理解与运用。

概念、观念研究也是新闻传播思想史研究的重要领域，多位研究者聚焦于晚清民国时期，通过对重要概念、观念的深入挖掘，揭示中国新闻传播思想的隐蔽面向。

操瑞青指出近代关于事实概念的“事实（客观）—理论（主观）”二元对应的话语框架引入报界后，转化为新闻思想领域关于“事实”和“言论”关系的话语辨析。进而提出“言论为事实之母”和“言论必于事实上负责任”的两种主张在民初的结合促成新闻界重“事实”轻“言论”的认知取向。朱清河对“政治家办报”概念百年演化历史的研究显示：其经历了一个概念形成—理念泛化—共识重塑的概念体系创新过程，政治诉求始终是其演化逻辑的主导因素。白红义指出“新闻”与“出版”两个概念在近代中国合流的结果，受到了近现代汉语的四字造词习惯、官方对新闻出版事业的集约化管控，以及20世纪40年代后半期全球新闻出版自由浪潮三方面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在此基础上将“新闻出版”纳入行政话语体系，推动着“新闻出版”一词流传至今成为人们习以为常的概念。

操瑞青对19世纪报刊中的史学传统研究发现，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中下层文人参与外商报刊的过程中，将史学“直笔”传统纳入新闻纪事中；1880年前后，传教士报刊将史学“褒贬”传统引入报章言论；戊戌时期，国人自办报刊对上述理念均有继承，且在维新士人办报中有所变动，主张新报即“民史”“史官”等，将报刊嵌入晚清政治框架。陈雅莉指出，民国报纸对国货民族意义的建构是通过“爱国主义”“国民道德”“标准净化”“理性示证”等多元的话语来完成的；而将国货嫁接“摩登”，则融合了现代化与民族主义两大潮流，弥合了近代“爱国”与“摩登”的冲突与断裂。

此外，于成的著作《媒介观念史论》试图在对古代众多哲学家媒介观念的讨论中，建构经由媒介通往真理的道路，并提出媒介概念的无限扩展根源在于媒介的存在论化。潘若天以民国《金陵塔碑文》为例对谶言的研究发现，谶谣在不同时期的历史诉求中不断进行编码与解码，解码后的讯息在文本中寻找到契合现实的阐释，就会形成自我验证的闭环。

2022年的新闻传播专题史研究集中于新闻传播学术学科史、外国新闻传播史、外国在华新闻传播史、地方新闻史等领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外国新闻传播史研究在陈力丹等学者的带领下，逐渐成为重要学术增长点。

（一）新闻传播学术学科史

刘泱育的著作《学人与学科：以方汉奇影响力为中心》以新闻史学家方汉奇为个案，通过对其影响力主体、影响力层次、影响力范围、影响力对象和影响力形式等维度的探索，讨论了学人影响与学科地位之间的逻辑联系，对新闻史学在新闻传播学界的重要性作了解释。

陆国亮从传播学术史的角度出发，重访了拉扎斯菲尔德的维也纳时光，指出这段时光与拉扎斯菲尔德在美国的时期是“断裂的连续”。展宁、周晨静重新梳理了传播研究中“功能主义”的内涵和演变，将“功能主义”视为传播研究中历史的、社会的建构存在。

罗志超、陈培爱对民国时期的广告学概论性著作进行了回顾和评析，指出由于时代的限制等各种因素，民国时期的广告学是属于不成熟学科的不充分知识生产。徐尚青、倪延年基于中国新闻通史的十本代表性著作的统计描述分析，从历史哲学的视角解释了当下中国新闻通史学术呈现的肌理和流变。赵战花、赵泽鹏考察了十七年时期中国新闻史研究，指出这个时期中国新闻史的书写是以“重建记忆”的方式进行的。

（二）外国新闻传播史

陈力丹组织力量编译研究了《新莱茵报》的第12-13号。并考察了《新莱茵报》头版的文学性小品栏，发现这个栏目是马克思将文学和新闻进行结合的最早新闻观实践。张娥、刘同舫对马克思《前进报》时期的未署名文本进行了考察，发现这些文本的主题具有特殊性和互补性，内容聚焦于时代命题，切中时代问题。

安平的著作《近代日本报界的政治动员》通过还原日本近代报界发展史，阐述其发挥政治动员功能、参与宣传战的必然性，并论及日本报界的战争责任和历史问题。荣雪燕、陈力丹在德国《图片报》创刊70周年之际，分析总结了该报在运营模式上的经验。王阳梳理了英国早期新闻业中清教徒群体的媒介实践，揭示了清教徒媒介活动中“信仰-责任-行为”的驱动机制。王润泽、王汉威考察了法国第一起被平反的冤案“卡拉斯案”的舆论反转的过程，指出伏尔泰使用了偏向空间的媒介，扩大了案情讨论的议题范围，使其和“宽容”的理念相契合，将自身的事实判断树立为权威，实现了舆论的扭转。此外，陈力丹、赵永华、张玉川等人对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等国新闻传播业历史开展了研究。

（三）外国在华新闻传播史

邓绍根的著作《鸦片战争前后外报在岭南的兴起及其影响》以扎实的一手资料考察了马礼逊、米怜、麦都思、裨治文等人的办报实践，提出外报在华的兴起是“西报东传”的关键性环节之一，也将鸦片战争前后的中国纳入世界信息交流的新闻网络。

朱博研考察了《北华捷报》的报纸舆论在近代英国对华贸易的作用，该报中的倾向性舆论对于英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制定有着显著的影响。王璇、谢庆立考察了初创时期的《广州记录报》对于中国人群体特性的报道，发现该报最早使用“中国国民性”一词，开启了以近代报刊为载体的“中国国民性”知识话语生产的进程。沈庆会总结了早期中文外报独具特色的传播策略。

骆世查聚焦于19世纪以来中西交往过程中的技术，认为中介方式是影响全球沟通的关键，考察早期来华的新教传教士的实地经历，认识到基于西式的活字印刷术的书籍传教是中介中西交往的最佳方式。白素和谢庆立考察了19世纪早期在华中文外报以及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对于中国传统知识生产与传播格局的影响。

张发青考察了哈里森·福曼记者对中国抗战的历史记录，以他者的视角来看待中国抗战，得到了关于中国抗战的宝贵认识。蔡斐、刘昕悦对新发现的日文反战报刊《国际》报进行基本情况的初步研究，为开展在华日本人反战宣传研究提供了新的补充。吕慧君对沦陷时期上海日文杂志《上海文学》的研究发现，主旋律上该杂志鼓吹“大东亚战争”，又呈现出上海地域色彩。

（四）地方新闻史

李群的著作《黑龙江新闻传播史研究（1901-1949）》描述清末、民国、沦陷与解放战争时期黑龙江新闻业发展的整体历史，呈现出外国在华报刊、民营报刊、日伪报刊等多元主体共存的复杂格局，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利用新闻媒体开展斗争的历史。

韩鸿、巴桑罗布等人关注到喜马拉雅地区的藏文报纸的历史，考察了藏文报纸《拉达克信使报》在西喜马拉雅地区的传播创新与内容生产的过程。韩鸿通过对新近发现的20世纪上半叶喜马拉雅地区的五份藏文报刊分析喜马拉雅地区的藏文报刊的创办和传播。

除上述研究外，赵新利考察中国古代商业广告的文化形态，指出古代商业广告中蕴含着丰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古代广告文化值得我们深入挖掘和运用。魏海岩等人指出，唐代进奏院状报读者由基本读者和扩散型读者两部分构成，状报读者群构成特点由中唐以后特殊政治形势决定，读者特点对状报社会作用发挥有直接影响。高灵萱考察宋代新闻的发展，指出宋代实现了新闻载体的多元创新，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了近代报刊的诸多特征。

2022年，新闻传播史研究领域获批各类项目数量较去年有所增长，特别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比去年增加3项，冷门绝学项目实现突破。具体情况如下：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6项、重点项目3项、一般项目38项、青年项目10项、西部项目7项，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一般项目9 项，冷门绝学项目1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4项、青年项目8项。除新闻传播学外，这些项目广泛分布在历史学、马列·科社、党史·党建、法学、社会学、宗教学、中国文学、外国文学、语言学、民族学、艺术学等多个学科领域。项目分布的广泛性说明报刊等新闻传播媒介因其深刻介入人类社会和生活的各领域，越发受到研究者的重视。

（责任编辑：郭慧玲）

原文刊载于《新闻春秋》202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