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需要发掘长期被忽略的非西方国家的丰富思想资源。古代中国的政治传播实践是一座富矿，研究者一方面考证新史料，一方面从各种政治现象中挖掘历史经验。

刘晓伟考察了“中国古代新闻事业起源于周代”这一历史观念，认为其关键嫁接点是从王安石观点中引申的“《春秋》是报纸”观点，这显示了晚清民国时期追求近代新闻业合法性的诉求。姚君、丁云亮认为先秦的商凤神话有组织、教化诸侯贵族和殷商遗民接受宗周文化的媒介角色，影响着中国人的精神信仰和思想的传播方式。潘祥辉研究了汉代的军事和政治双重媒介——西域纪功刻石，提出偏倚时间的、视觉化的宣传媒介适应了西域的情境和文化传统。李莎莎、孙明慧关注农业社会中的《御制耕织图》，从视觉文化和传播方式层面提出编辑观念创新是古农书典型化的根本之路。

古代政治传播实践为当下中国政治秩序建构提供了历史经验。李萌、吴予敏以《唐律疏议》为中心，结合唐初诏敕令式和行政司法实践，探讨了法典在应对民间宗教传播、处置民间聚众结社、管控民众日常出行交往等方面的制度设计。高涵从宋代的“异论相搅”中反思协商政治安排中藉由多元熟议建构共识的政治传播框架。辛泽西和郑达威分别考察了明朝的驿递系统和印刷术，讨论此类大众传播设施和技术建设在政治变迁与国家治理中的独特功能。

晚清民国新闻传播史研究是学界长期耕耘、成果兆丰的领域。在“新闻本体范式”指导下，新闻业务及媒介组织变迁相关研究尤其突出；同时研究者持续深耕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新闻事业，努力革新研究资料、主体、方法等。

（一）守正创新：晚清时期新闻传播史研究

史料是研究之基，学者对晚清时期新闻传播史料的挖掘和解读促进了史学考证的发展。该阶段的研究议题集中于新闻实践、新闻机构及报人，中西文明在晚清的舆论交锋、跨文化互动等议题也受到关注。

操瑞青以命名方式转译为视角，考察了19世纪西方Newspaper传入中国的翻译历程，提出“嵌构式生成”逻辑以解释近代中西媒介互为阐释的实践特色。程河清基于新史料的发现，探讨了晚清新式官报的发行费用变迁及其背后复杂的权力关系。王敏依据早期《苏报》和盛宣怀档案等一手资料，考证出了《苏报》是由日商背景的胡铁梅、生驹悦夫妇于1895年底在上海集资创办的史实。在“物质转向”推动下，周亚、贾欣潮基于山西票号考察了中国商业通信渠道的嬗变与革新，何修豪、张晓锋提出乡村“抄本”呈现出生活知识载体的媒介特性。

研究者重视新闻媒介业务及机构变迁研究。姚刚以《英轺日记》的改写与传播历程为主线，考察了《京话日记》的新闻传统、政治主张、文体风格以及传播方法策略。周亚平、王力行关注到《申报》等晚清报刊普遍采用社会调查技术，认为报刊借此在社会上运作和发声。王浩恺、操瑞青从《申报》与《字林西报》的论辩出发，对比其在商业立场、中西交往、新闻真实以及公众讨论四个方面的话语书写差异，以追溯近代新闻观念形成的实践源头。詹佳如认为近代报刊使得“江南”以不同地域的新闻为载体在版面上与其他地域空间以拼贴方式并置在一起。张文洋观察到电报技术引入后的汉字电码本，认为中国电报局发行的《中国电报新编》突破了技术媒介的应用范围。骆世查整理了《北华捷报》对《京报》的取舍调用发现，一份报刊的文本性质在与其他报刊碰撞后发生变化。

士人是晚清新闻活动的重要主体。李亚峰提出甲午战争之后西式报刊与无从施展政治抱负的士大夫精英结合，开辟了新的议政平台和政治空间。赵莹从清末“二辰丸”案交涉中的舆情发现，粤督张人骏通过对舆情的敏锐把握和适当引导扭转了屈辱外交可能引发的危机。卞冬磊探讨了新闻纸介入对印刷媒体阅读秩序的挑战，即新闻纸取代书籍和邸报成为近代读书人看到新世界、结成新关系的新媒介。

中国的现代化历程是从被动受西方文明冲击开启的。马玺关注到，1875年中英之间的“滇案”传向英国公众的过程中，《泰晤士报》《北华捷报》等大众报刊着重塑造该案与英帝国事业之间的关系，昭示了英帝国对殖民对象的态度。李扬以漫画期刊《泼克》为个案，考察了1867年至1937年间中、英、美、日多份“泼克”期刊的全球旅行历程，认为近代报刊在西方文化冲击下仍保留了民族主义的延续性与文化本色的传统。韦夏宁和孙霞等学者都关注外国书籍在中国的流通，前者发现西方科技书籍由于和国人探索救国路径同频共振在近代大量出版，后者发现汉译俄苏文学读物于中国流行的背后是出版行业多种手段的努力。

（二）聚焦媒介：民国时期新闻传播史研究

现代媒介理论关注媒介的技术形式，表现为相较内容研究更关注新的媒介形式及其与社会文化语境的深度互动。将其引入民国的新闻传播史研究，拓展了学界对报刊之外的其他媒介主体及其实践活动的关注。

第一，新媒介形式研究。广播媒介研究中，高国庆等以史料互证还原了中国境内第一座广播电台开播的关键人物——奥斯邦及其电台的历史原貌。李暄聚焦上海的商业广播，描述了广播作为一门生意嵌入上海城市建构、塑造市民新消费文化的过程。朱航关注1929年起国民政府在全国建立广播网络的实践历程，认为这一行为促进了中国媒介现代化发展。视听媒介是该阶段另一种重要的媒介形式。艾青和李晓红等都关注电影的媒介实践，前者认为国语占据有声电影主导权并建构民族国家观念与国语教育运动的大众化紧密相关；后者对比了主流大报和电影中的摩登女性形象发现，电影的正面塑造提供了松动性别权力结构与重塑现代意识的话语实践空间。张博考察了新闻摄影在中国历史语境、文化观念与社会制度下的观念变迁，认为战争语境最终促成了“新闻摄影武器论”的形成。唐海江、陈捷琪通过对西洋镜的媒介考古发现，其重组了观看者的感知体验方式，推动着中国文明中观看方式的转变。

此外，韩丛耀主编的《中国新闻传播技术史》（6卷）出版。全书约300万字，附有2000多幅图片，梳理了中国自古以来的信息传播技术，重点考察其发展、形态和社会应用方法，建构起了中国新闻传播技术史的研究框架。

第二，媒介的商业活动研究。张宝明考察了《新青年》在《申报》上的广告运作，从商业维度理解名刊与名报的“结缘”。卖报是报刊商业活动的下游环节，陈李龙借上海报贩与反蒋斗争的纠缠提出，报贩为追求利润也卷入了政治传播链条。刘庆华发现西方品牌进入中国市场的过程中以报刊广告进行传播，并在图像、语言和价值观三个层面形成了有效的本土化策略。第三，媒介的接受主体及其阅听行为。任同关注群体的书报阅读行为，聚焦出版从业者分析阅读为何及如何融入民国出版人的日常生活。李扬考察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河北定县试验发展的乡村阅读，探讨阅读与农民情感模式、认知习惯的关系。蒋建国关注全面抗战时期各群体的报刊阅读行为，认为各群体对战时新闻的阅读特点反映了新闻对其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的影响差异。

还值得关注的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和“十四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中国报刊阅读史》的出版，该著作分晚清时期、北洋政府时期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三卷，梳理了不同阶段的读者读报活动，既具有史料价值，又为新闻传播史书写提供了新视角。

第四，媒介与社会互动研究。桑兵认为新文化运动中新式出版物的勃兴是文化普及到社会大众最有成效的方式，但存在浅薄重复弊病。张继汝考察了1920年代抵制《出版法》的集体行为，发现其未实现维护新闻自由目标，但为此后新闻立法提供了新条件。姬凌辉等研究西方输血技术在华传播历程，发现西方技术因自身局限、身体感知、舆论中的阴谋论和医学伦理争议产生了诸多传播困境。张满丽和张新璐都关注报刊舆论对性别议题的影响，前者考察女性社会身份的公共舆论空间的话语实践，后者以《女子世界》的个案研究观察报刊的女权话语、传统道德以及来自女性受众的异质话语在媒介空间的对抗。彭志翔聚焦劳动节的媒介话语实践，分析了20世纪20年代政治报刊和商业报刊生产与争夺节日意义的过程。走进新闻组织，武家璇、王润泽认为民国时期报馆招聘制度的现代化表现为从“推荐”与“坐科”并存，走向接受新闻教育的职业人才和公开招聘。游丹怡等深入《燕京新闻》史料，发现早期中国新闻教育从效仿“密苏里模式”走向关注本土国情。

第五，“城市”是新式媒介发展的重要空间。陈鑫盛将邮政视为城市地理的构成要素，考察了此类交通媒介在近代都市空间形成中的塑造作用。骆王哲、侯的利用GIS手段计算得出1936年六大代表性城市与全国各地的邮政时间成本矩阵，最终获取邮政可达性的可视化结果。李晓荣研究了《申报》从城市报纸转向“全国性大报”的历程，认为铁路干线制约着报刊发行范围、分销网络和新闻来源。

（三）以往鉴来：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闻传播史研究

中国共产党新闻传播实践经验和思想积淀是新闻传播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重要来源。本年度研究突出立足历史经验，解决当下问题，在新史料挖掘和整理的基础上形成了三个突出议题。

第一，新史料的挖掘与整理。李兰从新近出版的《胡适许怡荪通信集》中发现了一则两人关于《新青年》的书信，将胡适与陈独秀以及《新青年》阵营的分歧提前至1919年初。陈龙重新整理了中国共产党文件中的“中央机关报”概念，提出《向导》从“国内外时事的批评宣传机关”到“本党政策之指导机关”是政党与报刊双向互动的过程。西安事变后《申报》记者俞颂华、孙恩霖“秘密”访问延安的历史鲜为人知，马忠文根据意外发现的《陕北之行》演讲资料考证了其真实性。1983年出版的《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是毛泽东首部新闻文献，周航屹通过考证被忽略的著作自身历史，还原了该指导性文献的生成轨迹和完整意涵。

唐月娥、李新宇主编的《晋绥日报（1946年7月1日－1949年5月1日）》通过对原版高分辨率扫描，对比1986年山西日报社出版的《晋绥日报》影印版，第一次完整呈现了《晋绥日报》的原版原貌。苏雅琳的《延安时期图志（新闻出版卷）》包括延安时期党的新闻事业综述和大事记、新闻领导机关、出版发行机构、党报党刊、人物以及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创建发展等内容。这些一手资料的整理将为今后研究打开新窗口。

第二，对基层社会的宣传动员是中国共产党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重要手段。温海波发现中国共产党通过改变乡间杂字的编纂方式、部分内容和教读方法，既满足实用要求又注入了革命智识与情感，使其成为调适政治动员与日常生活的重要媒介。石尚上关注中国共产党在华北根据地的冬学运动，发现冬学激活了乡村媒介、乡村知识传播者，并通过以集体阅报、生产学习小组等组织化形式，搭建起组织与民众之间的持续联系。邓绍根、强若琳发掘了晋冀鲁豫解放区前线部队创造的门板报，认为这些“公共功劳簿”实现了传播内容、媒介形态、生产流通机制的创新。改造民间文艺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群众动员的一大特色，陈佳怡探讨了木刻版画围绕着“新生活”理想的可见性而展开的图像话语建构和实践过程的视觉宣传机制；张姣等认为中国共产党将革命需求与民众日常生活劳作结合、将民众情感从个人投向革命集体，使陕北民歌成为民众参与革命的行动指南；向芬、余越聚焦于以晋察冀根据地战斗英雄李殿冰为原型集体创作的新剧种——新闻报道剧，研究挖掘新闻性与艺术性融合发展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第三，信息传播力是政党现代化的重要指标，学者们关注中国共产党组织内外的信息传播过程、策略和机制。龙伟、徐洋以书报流通切入，认为其早期存在传统渠道受限、秘密交通网建立困难等问题。李欢等发现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走向农民”的政党意志通过报刊凝结成“新农”话语，并通过机关报与政党组织的勾连互动，建构了具有政治性和实践性的动员路径。张朋发现大革命前后中国共产党党报从偏向党外宣传走向向内指导具体工作，促使“上下相通”的读报、发行、通信等实践工作得到重视。赵新利、牛昆认为“两分法”对敌宣传策略是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叶俊、王晗发现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采用“请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传播方式，人际传播、群体传播和大众传播相结合的传播手段进行海外传播。邀请外国记者和学者访问延安，以真实情况进行客观报道是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另一对外传播策略，许加彪、胡锦辉认为这让中国共产党赢得了国际舆论。张秀丽、马骁选择香港作为研究窗口探索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话语策略，并思考其对当下讲好中国故事的启发。汪希、俞凡以中国共产党在八路军击毙阿部规秀之后争取舆论支持的做法为例，提出是中国共产党宣传策略得当使其在应对日本陆军部的舆论中获得了国内外赞誉。

第四，中国共产党新闻宣传理论建构与规律探索相关研究。丁丽琼探索了中国共产党在局部执政的尝试中形成情感准则、实践应用展示、强化情感体制的历程，提出将“情感”作为理解中国共产党精神特质和政权合法性的关键切入点。王强以媒介地理学切入党报活动，提出根据地的现实处境、报刊组织和指导工作的功能、党政军民机关总体战的运作机制使报刊成为根据地建设的中心一环，呈现出“大党报”模式。汪金汉通过对《红色中华》“扩红”运动中的图像话语生产与流动分析，提出了视觉话语分析的修辞模型。方提、尹韵公通过对延安时期“赵占魁”报道的再审视，提出了典型人物发现与报道的“暗靶”逻辑。郭冲考察了1921年湖南自修大学拟设新闻科起，中国共产党进行新闻教育的构想与实践，认为中国共产党新闻教育逐步实践了一种有别于自由主义新闻教育的无产阶级新闻教育新范式。

著作方面，邓绍根的《中国共产党历次党代会新闻宣传研究（1921-1973）》全面梳理和研究了从中国共产党一大到十大新闻宣传工作的发展历程，对每次党代会的筹备、召开和闭幕等三个阶段的新闻宣传进行了史料挖掘和研究整理。林绪武主编的《中国共产党党报党刊史研究》涉及对中国共产党报刊史研究理论方法、思想传播、舆论宣传和国际视野等方面的研究。陈龙的《中国共产党办报模式研究》主要探索了中国共产党办报模式的初步探索、成形发展以及差异根源。王翠荣的《东北新闻界反抗日本侵略史》是一本地方史著作，系统爬梳了1903年至1945年四十余年间中日两国媒介在东北地区这一特殊场域的博弈历程。这些著作对于促进中国共产党新闻传播史研究的系统性和探索中国共产党新闻传播事业发展规律具有推进作用。

本年度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传播史研究立足新中国成立以来新闻传播事业发展历程中的新资料、新现象，既有对领导人新闻思想和实践的探究，也尝试从新情境的媒介现象中探寻新闻业与社会治理的接合点。

2024年恰逢邓小平同志诞辰120周年，《新闻与传播研究》《新闻大学》等期刊设立专栏，引导学界加强对邓小平新闻实践与理论的挖掘。叶祝弟认为邓小平关于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论述涵括维护安定团结、恪守党性原则、助力精神文明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开展建设性批评、重视国际舆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事业进步等丰富内容。付国英考察了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领导宣传工作的实践，并为当下新闻事业发展总结出了数条有益经验。雷跃捷、廖艳芳整理了邓小平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对于新闻工作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着重探索邓小平新闻思想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乃至世界范围内发展中国家新闻事业发展的价值。唐润华、尉天晋关注邓小平与外国媒体的交往，认为这些媒体实践开创了中国对外传播的新格局，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营造了良好的国际舆论氛围。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新闻媒介实践的研究中，何辉、蔡惠以1950年至1953年《人民画报》中的图像为研究对象，提出了关于“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视觉框架的四种意义元。张宇然、周海燕认为宣传网是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走向常态化的重要实践，从“形式”层面厘清了“宣传”这一现代性发明的仪式意涵和形塑机制。还有学者关注探索新闻媒介实践与政治建设的关系：朱清河等人认为在全过程人民民主建设的新时代，新闻传播事业作为一种民主技术发挥作用；尹韵公以中央高层领导人及其内参批示的视角，首次尝试将新中国史上“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重大事件、重要节点与重要链条作为研究对象；刘鹏等人提出了党报新闻常规的“对表”仪式，并通过此延伸党和国家政治秩序；史承杰关注新闻传播史关键时刻——1987年的关广梅现象系列报道，呼吁唯有“回心式”地挖掘传统党报理论才有可能真正建设中国特色新闻学；商建辉等人发现党报业的资金来源在拨款制与市场化之间震荡并形成多种组合，在某种情形下发生转化。

部分地方媒体以“局内人”和“亲历者”身份编撰的史料性著作十分亮眼。《东北日报史》（1946-1954）介绍了《东北日报》从出版到终刊的工作情况，并附东北日报社人员名录、大事记以及重要新闻作品。《辽宁日报史》记录了《辽宁日报》发展改革的历程，时间涵盖1954年该报创刊至现在。《在路上：郑州晚报改版20周年不完全记录》主要关注《郑州晚报》五个阶段内的改版历程，是窥探21世纪以来地方媒体发展的新资料。《老报人口述历史》是《浙江日报》纪念创刊75周年之作，邀请32位 “老报人”讲述其职业生涯故事。《清远日报社概览》书写了报社1988至2023年的发展情况，内容涉及报社基本情况、报社业务、新媒体、新闻报道、报纸出版与视觉设计等13个主题。《深圳报章史稿》关注特区建立、邓小平南方谈话、香港回归、深圳大运会等诸多大事件，是分析党报与党的重大决策勾连的地方性资料。

无产阶级办报实践与理论是本年度外国新闻传播史研究者的关注重点，英、美、日等国的新闻传播史研究也有所发展。尤其突出的是，研究者的目光集体转向学科普遍问题和与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相关的问题。

陈力丹等关注《资本论》及其手稿的基本概念“Kommunikation”“Verkehr”的翻译、恩格斯的小册子《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在德国迅速传播的经验以及列宁主持《火星报》时期所开创的具有俄国特色的党报理论和实践，推进了无产阶级办报实践与理论研究。朱至刚以国家观的差异为线索，剖析了《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所生成的历史语境。邓向阳基于对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的分析，阐释了传媒产品供给及实现条件。王淳从马克思强调工人在“自由意识”下进行精神消费的视角提出，工人对报刊的需求、阅读与购买是作为“自由人”在独立意识下的长久精神需求。廖金英和夏琪都关注《新莱茵报》，前者考证了其政治纲领的两个要点是如何确定和贯彻的，后者探索了马克思的新闻真实观与办报实践中的事实核查。孙芳、季为民着眼于第一家布尔什维克机关报——《前进报》，提取了其贯彻与践行群众路线的办报原则。

姚君喜的著作《西方传播思想史》遵循历史时间顺序，梳理古希腊罗马时期以来体现传播现象、传播理论的主要学派及相关文献，并参考国内外相关研究，尝试探究西方传播思想的内在发展逻辑，从本体论、认识论和语言学三个思想认识阶段阐述西方传播思想史的发展脉络，并对相应代表人物及其理论学说展开介绍。

研究者普遍关注外国新闻传播史与中国相关的问题。刘洋、王润泽发现古城贞吉是参与中国近代报刊编务的第一位日本人，他勾连的中日交流活动成为晚清维新圈的文化中介与“东学”象征。李琳熙关注英国记者乔治·何克通过调研基层社会赢得中国人民信任的新闻报道实践，探索在华记者参与抗战话语建构的能动性。朱季康梳理了美国报纸百余篇（次）对张謇的相关报道中发现，1900—1922年间美国报纸对张謇印象的即时投射主要从美国媒体立场出发，但也具有一定的客观性。米惠华、张生探索了1882—1931年间美国舆论中的中国海员形象，认为其中体现了美国自身经济和政治、中国海员的觉醒以及国际工人运动相互支持等多重逻辑。朱叶、汪希分析了抗战时期《纽约时报》为首的美国大报对战争的报道，并通过解读美国读者的来信阐释了报刊舆论对国外普通民众战争认知的影响。

“新闻传播学自其诞生之初便承载着弘扬文化精髓、引导社会舆论、促进社会发展的重任。” 在建构新闻传播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过程中，中国的新闻传播史学界切问近思，探索各时期新闻现象、传播规律、实践经验和发展状况，以历史的眼光和新闻传播学的视野推进对学科议题和时代发展问题的系统思考。

领域内一批系统性研究著作的出版，集中显示了中国的新闻传播史研究学界推进学科自主性建构的初步成效。除上文已述著作外，邓绍根的《中国新闻传播概念史》和叶俊的《新闻宣传论：观念史的研究》是推进中国新闻传播学概念史发展建设的力作。地方新闻史著作有《北京新闻史》《风语者：近代上海广播纪事》《近代旅大新闻统制史》。专题史著作多元开花，诞生了《北洋政府时期新闻法制研究》《中国近代新闻教育本土化研究》《晚清报刊翻译的“译”与“思”》《抗战时期重庆的报人群体生存研究》《中国互联网视听传播史》《娱乐新闻小史：从讲八卦到流行文化的诞生》等研究成果。此外，谢金文的《中外新闻传播史研究》史论结合、中外结合、古今结合，是新闻传播史通史最新著作。 

新闻传播学是一个跨学科领域，强化与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信息技术等学科的交叉融合，既有助于提升本学科的影响力和社会认可度，也有利于通过多元对话拓展对相关问题探索的深度和广度。通过对本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主题和领域分析发现，新闻传播史研究的跨学科性愈加明显，与其他学科的对话交流正在成为该领域研究新的推动力。2024年国家社科基金与新闻传播史研究的研究项目有59个，其中新闻传播学项目有18个，其他均来自党史·党建、马列·社科、中国文学、民族学、中国历史等专业。从主题看，本学科项目涉及图像话语、社会文化形态、知识革命、马克思经典文献整理、女性解放等跨学科议题。其他学科项目则包含了传播者、传播过程、传播内容、策略方式和社会影响等具有本学科特色的关键词，如马列·社科重大项目“列宁主义中国传播史研究（1917-1949）”、党史·党建重大项目“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研究”、中国文学青年项目“新中国报纸文学副刊史料整理与研究”、民族学青年项目“《西陲宣化使公署月刊》（1935—1937）中的中华民族观念研究”等。